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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出版家与他的时代(3)

2012-07-18 14:4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邹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他一生都在追求“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他的伙伴徐伯昕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二十五万中国人读到。”

邹韬奋开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生活》周刊的内容也逐渐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胡愈之后来回忆说:“从这(‘九一八’)开始,《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国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借由《生活》周刊始,杂志成为邹韬奋一生的主要奋斗领域。《生活》之后有《新生》,抗战前夕有《生活星期刊》,抗战发动后有《抗战》三日刊及《全民抗战》。国内局势转变,《大众生活》又在香港复刊。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前仆后继,如缕不绝。这一类刊物的读者最为广泛,学生、教师、店员、学徒、农村青年、工厂职工、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妇女、士兵、僧道以及贩夫走卒,无不包括。

邹韬奋的伙伴徐伯昕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25万中国人读到。”

生活书店的火种

随着《生活》周刊的影响逐渐扩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胡愈之便向邹韬奋建议创办生活书店。这样不仅可以出书、卖书,即使《生活》周刊被封禁了,还有书店,阵地依然存在,可以换个名字继续出版刊物。

于是《生活》周刊便先从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分离出来,于1932年7月在“书报代办处”的基础上又成立的生活书店。最初的店址设在上海环龙路80号,后几经辗转搬到了福州路384弄4号,并公开登报招考和聘用了一批批职员和练习生。

夫人沈粹缜关注邹韬奋写作(在狱中)

关于生活书店的性质,徐伯昕后来回忆说:“生活书店并非一个普通的商业机构,它不完全是一个资本的组合,同时是一个劳力的组合。它的业务是靠同人蓄积劳动报酬(薪金)的一部分,集成少量的资金,并活用读者邮购存款、杂志订费及同业往来逐步发达起来的。”所以,生活书店是一个集体所有但又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机构。

邹韬奋为书店确立了经营原则,即“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

生活书店的门市布置如图书馆,各类图书按图书分类法列置在四周的书柜里。首创开架售书,任随意取阅,读者称便。在厅中的书台上,新书、新刊分台陈列,一目了然。在推荐书台上,每一种被推荐的书,都有文字说明,介绍内容特点。

门市开架售书,难免被偷。不过邹韬奋定下规矩,不可公开斥责偷书者。有一次,一青年读者在书店看书看不完,不付钱,揣着书出店门了。被书店门市工作人员发现,领到隔壁房间谈话。原来是一位爱好读书的穷大学生。书店十分同情,劝其下次不可这样干了,大学生很受感动。他回去后把过去拿走的书统统送回来了,还附一短信,表示悔改。由此,书店便在售书厅中大柱四周设置了几圈座椅,让读者站累了可以歇一歇,使门市权充流通图书馆。

此外,门市部兼办本市电话购书。送书上门,书价按门市,有专人分区送书,不另收费。更多的外地客户选择邮购图书,他们会在书店设一账户,每次购书就从账户内扣掉资金。账户内的剩余资金则为书店的经营提供了周转。

抗战初期是生活书店发行业务的全盛时期。在抗战大后方的大中城市中设立了56处分支店,一时超过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牌出版单位的分支店的规模。一个分支店就是一个据点,如火种一般向四周辐射。每个分店还负有组稿的任务。西安分店就出版了毛泽东《论持久战》;重庆分店出版了吴祖光《凤凰城》、陈白尘《太平天国》;香港分店出版期刊《世界知识》、《理论与现实》和《文艺阵地》等等。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曾出版过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期刊。例如“世界学术名著译丛”中的《价值、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德国农民战争》、《费尔巴哈论》;“青年自学丛书”中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新人生观讲话》、《思想方法论》、《认识与逻辑》、《逻辑与逻辑学》;“抗日救亡文丛”中的《中国不亡论》、《全面抗战论》、《民众动员论》、《抗日与外交》等;以及邹韬奋、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胡乔木、张友渔等所写的“政论集”;还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等各类著作和日记、手册等。

1933年7月,邹韬奋出国时与毕云程等友人合影(左起:毕云程、邹恩泳、邹韬奋)

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我与文学》、《文学百题》、《文学问答集》、《作家论》和《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等。在作家茅盾、丁玲、郭沫若、夏衍等的支持下,生活书店又出版了不少小说、诗歌、散文、游记、剧本和报告文学。还有一些篇幅较大、内容丰富的图书,如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平心编的《全国总书目》都在读者中深有影响。

此外文艺刊物则包括《文学》、《文学季刊》、《译文》、《光明》、《文艺阵地》、《文艺阵线》、《笔谈》。国际综合刊物则有《世界知识》,高级学术理论刊物有《中华公论》、《理论与现实》。指导青年学习的则有《生活知识》、《读书月报》、《生活教育》。甚至还有专门为妇女办,讨论妇女问题的杂志《妇女生活》。

这些杂志的销路,最多的20多万份,最少的一万五六千份,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印刷交通最不便的地方,最少也能有七八千份。

即使处于高压的舆论环境中,生活书店依旧寻求新闻与出版的自由。生活书店的《文学》、《译文》、《太白》和《世界文学》,刊载了鲁迅先生译著达到78篇;仅是1935年就发表47篇。生活书店还出版了大批所谓“禁书”,如抗战时期,被查禁的书多达200多种,作者的名单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吴大琨、张仲实、陈伯达、徐懋庸、李公朴、章乃器、钱亦石、夏衍、端木蕻良、刘白羽、冼星海、胡绳、罗瑞卿、孙冶方、洛甫、艾思奇、欧阳山等等。有趣的是,国共合作时期,生活书店出版过一本《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竟然也被查禁掉了,因为这本书是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编写的,旨在“压蒋抗日”。

关于生活书店的影响力,徐伯昕在邹韬奋逝世后写的回忆文章中说:“总之在最近十数年内国人中曾经受过若干时期的教育的,无论青年、中年、老年,只要不是十分糊涂浑浑噩噩的人,没有接触过生活书店的书籍和刊物的,恐怕极少。而在文化水准较低浅,但思想很清楚的工农劳苦大众,他们大多数虽不能直接阅读生活书店的书刊,但听到别人的教导讲述因而知道有这样一书店的却是很多。”

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邹韬奋预见到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绝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就坚决果断地将几种大型的刊物,如《文学》、《中华公论》等停刊合并,集中精力,编辑出版《全民抗战》,并将书店中心先后迁往武汉和重庆。并在各地先后设立了55个分支店。同时对上海这个重要据点也没有放弃。福州路的编辑部和门市部虽然收缩,但在同一条马路上的378号,仍以“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名义开门营业,保持了同外界的联系。当“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因出售《日本的间谍》一书引起日寇注意时,又在一夜之间改换了招牌,用“兄弟图书公司”名义照常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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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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