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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出版家与他的时代(2)

2012-07-18 14:4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邹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他一生都在追求“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他的伙伴徐伯昕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二十五万中国人读到。”

韬奋先生身后所获评价极高,他甚至成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郭沫若的挽联即写道:“瀛谈百代传邹子,信史千秋哭贾生。”最高的评价则见于革命的名义,毛泽东对生活书店的柳湜说:“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生活》: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

1926年是邹韬奋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元旦,31岁的邹韬奋与沈粹缜完婚。婚礼就在上海南京东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酒家。邹韬奋为妻子买了一只镶嵌珠宝的手镯和一枝珠花,还置办了一套家具,这花去他一大笔钱,为此还借了债。沈粹缜后来回忆说:“手镯和珠花,在婚后不久当我知道韬奋为举办婚事欠了债时,就变卖了用来还了债,而债务也依靠我们撙节用度,在他每月薪水中节约一部分,很快陆续还清了。因为韬奋和我都不愿在债务的负担中去过心情不舒畅的日子。”

婚后随着孩子的相继出生,他们先后换了几处房子。吕班路万宜坊54号(现重庆南路205弄54号)是他们居住最久的地方,前后一共6年,小女儿邹嘉骊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这套住房作为邹韬奋故居保留了下来,并在隔壁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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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邹韬奋与夫人结婚时留影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底层是会客室,陈设简朴,一张圆桌,四把靠椅与几张沙发,东墙挂着近代企业家张謇诗作的刺绣,为沈粹缜女士精心制作。西墙挂着邹先生先母画像。二楼是卧室,卫生间内摆放着白瓷的浴缸。一、二楼间的亭子间是邹韬奋的书房。三楼一度是韬奋的小女儿与她奶奶的住房,后转租给了生活书店的员工。邹韬奋喜欢看电影,有段时间还迷上了跳舞。据语言学家周有光后来回忆,他们四五家人,每逢星期六晚上,便相约到上海百乐门舞厅去跳舞。“这一快乐记忆,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亲友们,相约同乐,其乐融融。”

妻子沈粹缜后来说:“那时曾经来过我们家里的韬奋的朋友,无不交口称誉韬奋的家庭充满了和煦、温暖和幸福。时隔四五十年以后的现在,我当然懂得在这褒词之中也还含有其他更深一层的意思。不过,韬奋当时也许还以此引为自豪哩!”

1926年10月,就在长子邹家华出生不久,韬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当时社址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444号)的一个小小过街楼里,三张办公桌就把小屋塞得满满的,几乎没有转身之地。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资料室、会议室,六位一体,都在这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全编辑部只有两个半人从事实际的工作,除了韬奋以外,就是主管营业、总务和广告的徐伯昕和兼职会计孙梦旦。因此编辑部的“独角戏”就落在韬奋身上。他搜集了各种材料,分类排列,每一类编写成刊物上需要用的文章,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如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润等等,都是他接办《生活》之后,先后所用的笔名。

1921年,邹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此前他曾就读南洋公学的机电专业。毕业后他曾担任过纱布交易所的秘书与翻译,职业教育社的编辑,《时事新报》的秘书以及兼职的英文教师。做新闻记者是邹韬奋长期以来的理想,直到接手《生活》周刊,他才有了真正实践理想的机会。

《生活》周刊创办于1925年10月,由银行家王志莘主编。其内容主要是刊登有关职业教育的情况和信息,宣传资本家要开明,职工要乐业,要求相互体谅,共同把工厂、商店办好。读者对象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和一般职工。每期只印2000份,发行面不大。

邹韬奋接手《生活》后,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加强刊物的趣味性,尽量“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并在报头上用大字标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就像他喜欢说的:“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至20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邹韬奋与亲友合影(左起:邹韬奋、陈德恒、郁鸿诒、邹恩泳)

今天重新翻阅80多年前的旧刊,仍能感受到这种“周日闲谈”的愉悦。其中既有一些反映国内外时代变化的文章,如《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日本妇女最近在社会上所占的位置》、《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也有一些热门人物的传奇与秘闻如《宋美龄女士婚史片段》、《蒋前总司令的离婚问题》;还有一些吸引读者的异域风情,如《荷兰的日光工厂》、《法国波尔多城的水景》、《新疆之吐鲁番与鄯善》等;还介绍了印度民族英雄甘地、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等名人的故事。

邹韬奋能够迅速改变《生活》周刊的面貌,不仅在于他敏锐的时代嗅觉,不可忽视的还有他良好的英文水平。初期大量的文章,都先由他从国外期刊上编译,消化吸收后重新写出。随着刊物的发展,邹韬奋也在国外发展了一些作者作为通讯员,如日本的徐玉文、英国的费福熙、德国的王光祈、苏联的戈公振、美国的李公朴等。

他最重视的是《生活》周刊的一头一尾。“一头”是每期的开篇的“小言论”。这虽是仅数百字的豆腐块,却是他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一尾”就是每期末尾的“信箱”专栏。这里给广大群众提供了发表自己看法,提出自己建议的园地。回答读者问题的文字也是邹韬奋的精心之作。

看信、回信甚至占据了邹韬奋大部分时间。他每天要看几十封信,并安排回复,有代表性的直接发表。最长的回信,他会写到上千字。邹韬奋1937年在苏州监狱中曾回忆起这段生活:“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说笑话,她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

三年间,《生活》周刊销数由2000份突增到4万份以上。到1932年,发行量已达15.5万份,创下了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后来他主办的《大众生活》,销量高达20万份,再次开创了中国杂志发行的新纪录。在识字率只有30%左右的民国时期,这是一个出版史上的奇迹,真正称得上是一纸风行。

民国时代著名记者赵浩生后来曾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去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生活》周刊已经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

与同时代中国众多言论家比起来,邹韬奋既不是个能言善辩之人,也没有“导师癖”。他创办《生活》周刊,没有说要“文艺复兴”,也没有说要教育民众,其宗旨只是给大家提供有趣味有价值的内容。由此,他和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而亲密的朋友关系。后来邹韬奋打算复刊《大众生活》,却被当局阻挠,本打算退还读者所筹股款,却不料读者纷纷写信要求将股款直接捐赠给周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深感国难之痛,《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也进一步做了与时俱进的调整。正如他自己说的“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要“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于是“生活周刊已经按一般读者的要求”,“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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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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