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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出版家与他的时代

2012-07-18 14:4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邹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他一生都在追求“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他的伙伴徐伯昕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二十五万中国人读到。”

“不要怕”

上海静安区新闸路上的沁园村是一片石库门小区,外墙被刷成黄色,窗台上摆满了鲜花,每户都有天井和阁楼。小区门口的铭牌上提示,9号楼曾是影星阮玲玉的故居。但很少有人知道,出版家邹韬奋也曾住在沁园村的22号。并且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处居所。

房屋的主人,是生活书店浙江金华分店在上海的同事毕青的哥哥。1944年2月,韬奋先生的病情恶化,日军谍报机关已知道他在上海治病,派出特务四处打探。如果继续住在医院里,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因此,生活书店的同事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把他转移到新闸路沁园村(现新闸路1124弄)22号隐居。

毕青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冒很大的风险说服亲属,挤出一个亭子间让韬奋住。韬奋搬去后曾对毕青说:“这一下我放心了,住在医院里不免提心吊胆。”但韬奋先生只在沁园村住了一个多月,病情更加严重,便转移到了现在岳阳路190号的原上海医院,并在那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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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邹韬奋从香港、广西、湖南转赴汉口,途经长沙时留影

1943年2月,韬奋先生为了治疗耳病,从苏北抗日根据地秘密回到上海看病。一年前他在广东隐蔽时,耳病就已发作,常伴有脓水和血流出。

在上海,邹韬奋首先找到了生活书店的老同事陈其襄。陈其襄当时在上海负责生活书店的工作,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东升里(现复兴中路407弄)1号开设了一个地下经济机构“正泰商行”,并以德和企业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陈其襄和张锡荣、张又新等都是生活书店的同事,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布置。当时韬奋夫人沈粹缜与三个孩子还在桂林,他们就联系到了韬奋的二妹邹恩俊。

邹恩俊是一位医药化验师,认识一些医生。他们先请生活书店在上海时期的医药顾问曾耀仲医生为韬奋检查。曾耀仲约请了医务界的几个朋友会诊,一致认为是耳癌,必须手术治疗。张锡荣花钱在杭州搞到一张“良民证”,韬奋化名“李晋卿”住进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的特等病房,请著名耳鼻喉科专家穆瑞芬医师主持手术。

“先生的病是癌症,1942年八九月间,病症初起,患部在右耳后部至右颊,右耳内有脓水流出,1943年一二月间,病痛加重,患部剧痛如刺,日不能安生,夜不能安眠,但仍忍痛工作,写文说话或演讲。”韬奋先生的老搭档徐伯昕后来回忆说。

癌症手术后的放射治疗,对人的损伤很大。邹韬奋每做一次,即呕吐不止。由于手术中损伤了颌面部的神经,他的半边脸歪了。邹韬奋经常照着镜子,自嘲说:“这倒好,使别人更不容易认出我来了。”

这时韬奋的长子邹家华(原名邹嘉骅)、夫人沈粹缜先后来到上海。邹家华住在蒲石路二姑家里(现长乐路786号),他一面到医院照顾父亲,一面在附近的大成中学继续上高中。

至1943年9月,邹韬奋在红十字会医院已经住了半年多,为了避免引起敌伪注意,便转移到格罗希路上的格罗疗养院(后改名剑桥医院,现延庆路18弄10号)继续治疗。这是戴笠亲信丁伯雄开的一家私人小医院,只有20张病床。这时邹韬奋的病情又有了变化,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并向下扩散,每天头痛不止,只能靠注射杜冷丁度日。

陈其襄负责采购杜冷丁,他差不多把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买光了。起初,一支杜冷丁能维持两三天,到最后药效缩短,每天都需要注射。夫人沈粹缜也学会了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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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铜像

徐伯昕后来记述:“疼痛最剧烈时,先生用两手捧颈,转侧起伏,呻吟不息,眼泪夺眶而出。先生常对在旁的朋友说:‘我的眼泪并不是懦弱,也不是悲观的表示,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疾病斗争。’”

在病床上,邹韬奋仍在考虑国家前途。1943年10月,他把自己反复思考的一些问题,口述出来,请在场的同事帮他记录。这就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国事的呼吁》。邹韬奋希望,“国民党必须诚意取消一党专政,诚意接受各抗日党派共同抗日,共同建国的原则,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他最后说:“我个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眷恋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11月间,敌伪已风闻邹韬奋在上海治病,照料他的曾耀仲医生也被三番两次传讯。他不得不连续转换医院,先是从格罗疗养院搬到海格路与善钟路口的瞿直甫医院(现华山路第五小学),不久又从瞿直甫医院搬到静安寺附近的德济医院(现延安西路地段医院,和平路15号)。

1944年,是韬奋生命的最后一年。年初,他就开始撰写自传性质的《患难余生记》。他简要回顾了《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用更多的笔墨控诉国民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打压,对文化事业的迫害、摧残。这本书只完成了三章五万多字,写到生活书店的“八种精神”,未及展开便无法坚持下去了。按计划,他还要写《苏北观感录》和《各国民主运动史》。

此时的邹韬奋对于国民政府已经彻底绝望了,他曾在1942年去苏北根据地时说:“我毕生办刊物、做记者、开书店,简直是‘题残稿纸百万张,写秃毛锥十万管’了,但政权、军权还在蒋介石手里,他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千万个人头落地!千万本书籍杂志焚毁!连我这样的文弱书生、空谈爱国者,他都一再使我流离失所,家散人亡呢!”

由于日伪情报机构已经获悉邹韬奋在上海治病,医院更加不安全。邹韬奋不得不转移到了沁园村毕青的哥哥家暂住。此时他已无力写作,剧痛次数增加,从局部扩展到全身,坐卧不安。有时痛得两只手捧着头,一面流泪,一面发抖,从床上爬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到床上,杜冷丁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为了便于抢救,曾耀仲医生不惜冒生命危险,把韬奋接进了他自己在祁齐路开设不久的上海医院(现岳阳路190号,徐汇区结核病防治所)。为安全起见,韬奋的假“良民证”上的“李晋卿”改为“季晋卿”,沈粹缜也改称“季太太”。

1944年7月24日,一代出版家韬奋先生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49岁。临终前,他给夫人沈粹缜写下三个字——“不要怕”。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韬奋先生的遗体仍用“季晋卿”的名字暂时存于上海殡仪馆,两年后才以真名落葬在上海虹桥公墓。

此前9年在鲁迅先生公祭大会上,邹韬奋曾发表最简短的演说:“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他当年未必意识到,他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对他自己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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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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