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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与时代同行

2012-07-18 14:20 作者:李鸿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80周年的三联书店,它的历史,当然浓缩了我们时代的信息;同样,它也在以自身的努力,回应着时代的命题。

独立

1932年的《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

1936年11月22日。这刚刚要过去的一天,对于回到家中的邹韬奋而言,实在也算是平常的一天。他后来回忆,这时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这天下午18点,他赶到功德林参加援绥的会议,到会的人很多,银行界、教育界、报界、律师界等等,都有人出席。大约深夜23点,邹韬奋离会,回到家中睡觉时已经24点了。上了床他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一个多小时后才渐渐睡去。睡得很酣……不料,仅仅两个小时,邹韬奋被后门凶猛的打门声和妻子的惊呼声惊醒。门打开了,5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着手枪,做准备开枪的姿势。邹韬奋被捕了。

这一夜在上海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与沙千里,这即当时轰动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李公朴,容易被大家忽略他的职业身份:《读书生活》杂志的创始人,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创办人与社长。

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8年艰苦抗战拉开序幕。在中国近代史的大格局里,“七君子事件”作为一种标志,所显示的救亡运动的民意澎湃,意味着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广泛形成。羁囚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邹韬奋,在看守所里开始写作自传性著作《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与事业,邹韬奋将“转变”(《经历》第29章)时间定格于1932年。

80

坐落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的哈尔滨三联书店(摄于1951年)

中华职业教育社系黄炎培先生1917年联合当时教育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在上海创建。《生活》周刊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在创办一年后,1926年10月由邹韬奋接手主编。接手之际,统计发行量,《生活》周刊仅2800份。5年后,这份周刊日常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5.5万份,其中直接订阅的5万份。这个发行数字,已与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和《新闻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这其间的变化,如邹韬奋所述:“《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日常发行超过15万份的《生活》周刊,其价值显然不仅仅是这个惊人的数据所能简单涵盖的,民意凝聚与社会动员,它有着超强的力量,当然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1932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双方)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态度辩诘达四小时之久。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这一结果使得《生活》周刊面临第一轮现实压力。胡离沪不久,蒋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生活书店史稿》记录:“蒋介石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施压。蒋亲自出面,把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请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职教社主办的,要黄炎培责令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这样使职教社的负责人很为难。他们对韬奋的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但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

怎么办?邹韬奋经过慎重思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刻,其结果,“韬奋商得职教社同意自主经营,订立契约,并允如果周刊盈利,将其20%支援职教社办教育事业。公开声明,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

《生活》周刊独立了。与此同时,1932年7月1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成立。

三联

生活、读书与新知

《生活》周刊的独立,有赖于中华职教社的远见卓识,但独立之后的周刊如何运行?在1968年8月写成的一份回忆《关于生活书店》里,胡愈之记录当年:“我向韬奋建议,把《生活》周刊改组为生活书店,除出版刊物外,还可以出书。内部办成生产合作社,即把全部财产作为职工共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多少为比例,作为股份,分给全体职工……但当时国民党法律,合作社组织是非法的,不许注册登记,因此合作社制度只是在内部行施,而对外则仍然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胡愈之的意见,迅速成为生活书店的制度安排。当时,《生活》周刊社结存下来有2000元钱,连同一些库存书刊和办公用具等,按1933年7月计算,折合成全部资产为3.869万元(不包括刊物预收订金)。在职的工作人员(生活书店成立时有职工20余人),以过去所得工资总额多少为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为入社的股金……《生活书店史稿》评论说:“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是创举,非常适用于这个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进步文化事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1937年,刚出狱的全国各界救国会“七君子”及友人在爱国老人马相伯家中相聚。自右向左: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

如此制度安排,如果我们仅以一家出版社的格局思考,将难免失之狭窄。“谋社会之改造”的邹韬奋先生,即或对一间出版社的考虑,至今视之,仍颇高屋建瓴:

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在自传性的《经历》里,邹韬奋记录“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是《生活》周刊的热心撰稿人——“他到美国以后,很热心地替《生活》写通讯,我和他做朋友,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我替所主持的刊物选稿向来是很严格的,他的来稿并不是篇篇都登得出的,但是他却不管这些,总是很兴奋地写来。”

1934年春,留学回国的李公朴经史量才同意,决定在《申报》第七版开辟一个每日刊登的“读书问答”副刊。这一副刊的编辑阵容颇为强大,艾思奇主持哲学问题,柳湜主持社会科学问题,夏征农负责文学问题。这个时候,史量才以及《申报》在抗日救国问题上,态度越来越鲜明,也越来越遭受压力。李公朴觉得,与其这个副刊最终被当局查封,不如另出一份刊物以求生存。1934年11月10日,《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此后的生存与发展轨迹,与邹韬奋先生的《生活》周刊轨迹曲线相似,1935年冬,三联书店前身的另一家出版机构——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李公朴、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谌小岑、李芳等组成董事会。李公朴任社长。

细读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早期历史,他们下定决心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其胆其识,至今仍令人感叹。当时,郭大力、王亚南拟合译《资本论》,先期与上海几家大书局接洽,都碰了钉子,最后找到艾思奇。这个时候,正是李公朴被捕期间,而同时读书生活出版社经营困难,刚刚完成股份重组。在最困难之际,郑易里任董事长,黄洛峰出任经理。艾思奇找到黄洛峰与郑易里,他们一致同意出全译本的《资本论》。读书生活出版社对这一书稿的出版,可谓郑重——“每月预付郭大力40元版税。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提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专门支付郭、王版税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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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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