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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身与立命:三个人的养老规划(2)

2012-06-28 16:1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6期
“买房子的经历,让我重新梳理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年纪大了要过怎样的生活?需要多少朋友,认识多少‘牛人’才能有安全感?可能一个都不需要,没人能给你安全感,除了你自己。在我45岁之前,我要把自己那条‘护城河’先挖出来。欲望多,就挖深一点;欲望少,就浅一点。”

名利与奉献

圣人说“四十不惑”。当我真正步入40岁的时候,才有深刻的体会。很多事情都是在我39岁那年想清楚的。人生开始进入下半场,要总结和规划一番。

39岁那年我进入了一家新创立的地产公司,工作很忙,公司的发展很快,新项目陆续上马。朋友们觉得我的状态很好,做了很多事情,更有冲劲。我心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工作20年我用短跑的方式向前冲,总想这一段冲过去就安定了,但冲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是一场超级马拉松,“无常”是常态,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就像一位领导对我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兵荒马乱时代。”老之将至,我也隐隐开始考虑掉转车头。

39岁那年,我卖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三套房子,新增贷款200万元,还有借款100万元,高杠杆高负债。这是我在北京10年首次主动置产业。我现在有四套房子,其中三套都是在那一年买的。

现代人危机感很强,我也一样。我算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平平安安的时候不多,5代人100年的太平日子都少见。实际上,很多积累是超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心里怕。

因为做业务,那年我去了鄂尔多斯,我发现穿越空间的时候也可能穿越时间。那里就仿佛是北京十几年前的状况,房价也只有每平方米三四千元,整个城市还在建设中。你可以想象5年10年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曾想在鄂尔多斯买房,因为已看得到这个城市的未来走向,但我觉得不会长期住在那里。

安身与立命:三个人的养老规划

在北京,我每天上班经过“远洋沁山水”,最初看到大横幅“1.1万起”。当第二期挂上了“1.2万起”的横幅时才反应过来。于是我就去参加第二期的摇号,但没摇中,只能买第三期。这时价格已经涨到每平方米1.3万~1.4万元,总价120万元,我向银行贷款80万元。这套房子对我还是很重要,可以住也可以租。因为附近有十一中学,很多家长陪孩子来读高中,要租上1~3年,而且很少讲价。

2000年我来北京的时候曾在玉泉路附近买过一套房子,花了50万元。当时觉得是天价,这辈子就住这儿了。2007年,我所在的公司在苏州开发了一个新项目,我当时想以后可能会在江南居住,于是通过贷款以总价50万元买了一套。因为当时北京已经没有50万元的房子了,

我买了“远洋天地”后,就把最早玉泉路的房子以100万元卖掉了。

有了这笔钱,我就用80万元在门头沟买了一套自住房,还买了一辆车。最后还余下10万元。于是我又东挪西借了一点,凑够15万元的首付,买了我的第四套房子。

我手上没有留钱的习惯,可能和福建人的性格有关吧,不会让自己过得太舒服。我的现金流甚至都没有超过1万元的,一直在流转。买房买车的事情都是在2009年办完的,第二年就开始限购了。

现在我有三套房子的贷款要还,总额230万元,每个月要还款1.5万元左右。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对风险乐观的人,如果碰到问题无法还贷款,那我就卖掉房子。我想给我半年时间总能卖出去,但这半年的压力换来的却是长远的利益和机会。

3~5年后,我会卖掉一套房子,那时我也有45岁了,生活形态已经确定。这套房子卖掉,我就会咸鱼翻身把贷款还完,进入一个真正稳定的阶段。50~55岁左右我会卖掉苏州那套房子,大概能挣到100万元左右吧,可以负担我未来20~30年的生活。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一年五六万元就够了,真正花给自己的只有1万多元,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际费用,还有就是带家里老人去玩。

还有一套房会留给我姐姐,当初她给了我很多资助,如果我有孩子也会给他留一套。在我生命的最后的5年,会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搬到城里去住,过我最后的生活。再剩下的就是遗产了。

有趣的是,当我卖掉第一套房赚了100万元,比我在北京10年的辛苦工作所得都多;当我拥有四套房的资产,我所获得的尊重也比10年真诚待人、勤勉工作得到的都多。人们喜欢用结果来衡量价值,不管里面有多少偶然多少艰辛。但这并不让我沾沾自喜,反而使我对普世的价值尺度更加失望,促进了对人生下半场的思考。

这10年我一边追逐一边在困惑。我人生的上半场,都在被推动着去追逐功利,想着进攻和夺取,想着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而不是如何奉献社会。人们追逐的是财富而不是价值,追求的是时髦而不是创新。人心有多乱,看微博就知道。我后来做到了企业的高层,看到了那些精英的真实状态。他们的成功包含了很多机会主义的成分,被欲望的扩张支持,有伤害也有侵犯。这些人们仰视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身家过亿甚至几十亿,我却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很脆弱,缺乏安全感,对事情的判断没有智慧,也没有坚实的价值观。

有一天,我躺在宾馆的床上想起王维的一句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我突然发现,其实“潜规则”才是让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整个社会看不到一种坚定扎实的价值观。我们总是以得到来衡量价值,不知道奉献才具有更永恒的价值,现在说我要奉献就像说我是个傻瓜一样羞于启齿。很多道理并不难懂,难的是真正放下,切实去做的人太少。

如果这一切思考与动作都是未雨绸缪,那么发生在我40周岁生日之前的一场车祸,像一声尖锐而真切的中场哨音,告诉我人生的上半场结束了。所有的城池争夺、组织抢攻,尝试、谋划、悬念,都在瞬间终结。人们都小心地不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大家各有想法,但与我无关。对我来说,这一场撞击把之前的纠结都一下子引爆,又打散了、打醒了。我更加确定了“无常”,也更加不信任普世的成功学、价值观。

我发现原先追逐的那些名利上的东西,相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没什么意思,那么,我是不是该为生命本身做些事情?

功利与奉献两条道路我需要选择一条。也许人生重新来过,我会让两者合一,但我想圣人和英雄不可兼得。英雄是成就自我,圣人则是普度众生。我们不可能同时扮演圣人和英雄。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人到老年,我更愿意选择去做公益服务社会,而放弃我那纠结的职业生涯。

我开始真正身体力行“放下”,放下还在奋斗中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刚起步的事业。我把车转让给朋友,每天4小时公交车往返于城市与郊区。我换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做支持中医传统文化传承的公益平台,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思考的归宿。中医既体现了精深的东方思维哲学,又能救人疾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学。我们希望能做一些小事贡献于传统文化的复兴重建,相信正向的积累,跬步可益千里。我还在帮助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春节前组织了义卖和捐助,为他们募集了20万元的资金。

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少一点,但在公益行业里已经很优厚了,加上房子出租所得,支付房贷月供和简单生活,余出一点刚好够每年带老人去做一两次旅游和其他人情所费,仍然是个“月光族”。

“老”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身体机能的衰退,劳动生产力降低,社会现场疏离,内心孤独脆弱,其实就是个人价值的减退。但我们总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些什么,寻找另一种贡献社会的价值点,给下一代和社会以正向的价值示范,还可以培养自己的文化情趣。老有所养,不是要有孩子养、有钱养,是要有德养、有情趣养。基金会人手少工作并不轻松,要做大量的基础建设还要考虑未来发展,业余时间我还帮一个老中医学人做书,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也是学习。我还坚持每天中午去学1小时古琴,每周去上1~2次游泳课,仿佛有种重生感觉。

朋友问我还会不会换工作,怕不怕失业。我说,这应该是我最后的事业。行善是不会失业的,如果善事都被做尽,岂非人间大善。如果有一天它不再需要我,那就卖掉房子去做一个旅行者,体味不同水土与人生,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信息对接到城市里来,相信爱的市场供求永远都不会消失。

(受访者:Snow,42岁,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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