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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的家庭角色

2012-06-28 11:50 作者:魏一平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6期
养老金在一个家庭里的角色,不仅关乎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还直接影响代际成员之间的资源与情感分配。我们从北京、长春和濮阳各选取一个普通的城市之家作为观察样本,探讨不同群体对养老金制度的不同期许。他们有的受惠于体制,有的被体制所遗弃,虽然故事平淡,但却真实地展现了个体命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北京,体制变化中的焦虑

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产假上班了,刚刚做妈妈的北京姑娘蔡璇,还有点儿舍不得5个月大的宝宝。她在一家外企上班,公司属于世界500强,福利不错,休产假也能拿到全薪。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养老问题也开始引起她的关注。

这是个典型的“421”结构的家庭。57岁的蔡妈妈最早在红都制衣厂上班,后来去了纺织科学研究所,虽然仍然在一线做生产工人,但单位性质却从以前的国企变成了事业性质。2005年,蔡妈妈满50周岁,正式退休。那一年正赶上纺科所改制,以前的事业性质变成了企业性质,需要从工资中缴纳养老保险。“以前的养老保险都是单位给交,所以当时很多人有意见。”可是,现在回头看,蔡妈妈又算赶上了政策的好时候。也就是从她退休那年开始,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标准。她的退休金,从当初的1700元,到现在已经涨到3000元。而比她早一年退休的工友们,却仍然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领取,1600元,被企业标准远远抛在后面,直到前两年他们不断去市政府反映,才涨了一些。

相比蔡妈妈在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不断轮转,蔡爸爸要稳定得多。他1969年参加工作,在市审计局上班,属于政府公务员。但实际上,他从1993年开始就在审计局办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那时候流行政府部门办企业创收,业务量不大,最初每个月工资只有200元。蔡爸爸告诉我们,到1999年,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在马上要改制成企业性质的会计事务所,要么就办理退休,因为工龄已经满30年。最后,蔡爸爸选择了后者,退休金800元,与上班时的1000元工资相差不大。公务员的退休金也在连年上调,到现在他每月能拿到4000元,“比企业单位更有保障”。

养老金的家庭角色

这位老人生活的养老院位于长春居民区内。不少老人表示,住养老院是不想拖孩子们的后腿

领退休金的家庭成员还有蔡璇的公公。他从首都汽车集团公司退休,属于国有企业性质,退休金也能有3000元。可是,不幸的是,2004年,她婆婆查出患有鼻咽癌。蔡婆婆以前在朝阳印刷厂上班,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单位效益不好,退休金也没多少。自从患病,两口子的退休金就变得杯水车薪,虽然她有医保,但对于这种大病来说,很多治疗项目仍属于自费。直到2007年蔡婆婆去世,为了给妻子治病,蔡公公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医保,是观察养老金制度时绕不过去的话题,医疗费用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消费支出。

如果算上蔡璇的姥姥,这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蔡姥姥今年已经86岁,她是上世纪50年代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支援新中国建设的一员,在国棉一厂做纺织工人一直到退休。在那一辈人心中,只要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基本就意味着一生无忧。“看病不花钱,单位包揽一切,连洗澡都不花钱,终生有保障。”蔡妈妈对那个年代记忆格外深,她和弟弟妹妹的童年就是挤在一处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度过的。

蔡姥姥的退休金,也属于企业标准,从当初每月60元涨到了现在的3000元,可硬币的另一面是,她的年龄也从50岁变成了86岁,看病问题开始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她患有老年痴呆症,身边离不开人照顾,到了药不离身的年纪。按照北京的医保报销标准,退休职工每年有2万元的门诊药费报销额度,只有住院才能享受大病报销。“‘以药养医’的局面越改越严重,老太太今年到现在已经花了1.4万元药费,2万元的标准根本不够。”蔡妈妈精打细算,能精确说出一片普通降压药的价格变化。作为家里的老大,她从年轻时就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母亲的退休金也由她来管理,现在已经不能自给自足,她告诉记者:“盼着我身体好还能照顾老太太,否则请保姆陪护,现在都要每月3000元。”

表面上看,这个传统的“421”家庭,现在正处在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老人们都有退休金,而且现在身体状况还能应付。蔡璇的丈夫,200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刚成立的中国联通公司,幸运地获得了正式员工的身份,小两口的收入只需要为孩子的将来做准备。可是,一直跟财务工作打交道的蔡爸爸却开始为未来担心:“老一辈人受了一辈子苦,大多数人还没赶上好政策就离世了;我们这一代算是赶上了政策的末班车,可是下一代怎么办?照现在的物价上涨水平,他们现在交的这点养老保险,到几十年后还能养活自己吗?”

蔡爸爸所说的“政策末班车”就是福利分房,这是这个家庭的基础,“如果没分房子,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办”。现在一大家人所住的房子位于东四环外,是蔡妈妈的单位于2007年分配的福利房,126平方米的房子,其中有70平方米可以享受4000元/平方米的福利价,总价也不过70万元,若按照现在的市场价计算,已经超过300万元。“我们不吃不喝一辈子能挣300万吗?”连事业正处在上升期的蔡璇都开始怀疑未来。在有孩子之前,她跟老公过着还算逍遥的小日子,出国旅旅游,去香港购购物,偶尔买点小名牌,“老公喜欢GStar的裤子,2000多元一条,那时候觉得没什么,可自从有了小宝宝,他就不买了”。她和老公将来的目标是移民加拿大,“也是为了人家的社会福利”。

养老金的家庭角色

养老院里身体好的老人还帮忙管理厨房工作

飞涨的物价,抵消了退休金连年上调的效果。蔡妈妈的退休金刚够负担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虽然附近有很多超市,但她仍然坚持去农贸市场采购。每一种蔬菜的价格涨跌,以及市场和超市的价差,她都了如指掌。每周至少有两个早晨,蔡妈妈天亮就出门,骑20分钟的自行车,穿过尘土飞扬的车流,“像个战士一样”去带回一家人的食物。蔡爸爸早在蔡璇14岁那年就为她买了一份商业保险,名字叫“为了明天”,“只是买份心理保障”。他的退休金,除了负担物业费等大项支出,结余的用来投资纪念金币,“希望能给孩子留下点保值的东西”。才29岁的蔡璇甚至感慨于墓地的价格:“1996年爷爷奶奶去世时3000元,2001年姥爷去世就涨到1万多元,而2007年婆婆去世时要2万多元,同一个墓园,同样的面积。”虽然小宝宝只有5个月,可蔡爸爸已经开始为孙子上学的事儿做准备。他刚刚去旁边的一所小学打听情况,一年的赞助费至少5000元,即便是最普通的公立幼儿园,每月也要1000多元,还得提前两年排队。

更大的焦虑来自对未来政策的不稳定预期,从祖辈到父辈再到蔡璇以及他的小宝宝,看上去与体制的距离越来越远。老辈人已经习惯了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作为体制中人,他们是政策的受益者,可是,政策的变化也让他们一次次体验到个体命运的无常。蔡妈妈赶上了事业单位改企业,蔡爸爸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选择了后者,蔡璇的大姨是天然气公司的退休职工,二姨也是从审计局退休,只有舅舅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自由创业者。他做过几年大学老师,调到国旅公司后没几年,就跟同学合伙创办了一家做钢材销售的公司。现在,舅舅反倒成了这个大家庭中的财务加油站,姐妹们遇到买房子、看大病这样的事儿,都是舅舅提供财务支持,有的要还,有的干脆就算帮忙。“以前觉得有保障的工作,一旦遇到点事儿,才发现那些保障都无力负担。”蔡爸爸现在每天坚持走700步锻炼身体,他告诉我们:“我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不拖孩子们的后腿。如果养老只能靠做生意存一大笔钱才能有安全感,那也太悲哀了,毕竟,这个社会能做生意挣大钱的是极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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