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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4)

2012-06-28 11:40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6期
一次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缺口的争论,再次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在尽可能广泛覆盖人群的养老保险机制里,每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我们检测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正是要看不同群体是否在其中获得公平的待遇,制度是否给人提供了稳定合理的预期。面对制度显现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个看似很不“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倡的延迟退休能够有效缓解养老金缺口造成的压力吗?

郑秉文:延迟一年退休意味着两年的功效,一面是延迟一年拿退休金,同时又多了一年的缴费,所以是两年的效果。至于能对支付能力提高多少,需要详细测算。要假定一些条件,比如目前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是否需要变化、个人账户是继续做实还是像现在停滞下去,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等等,都会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有影响。

在现收现付的制度里,我前边提到有三个参数是最重要的: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即制度赡养率)。降低替代率或提高缴费率,都能增加养老金收入,但是我们替代率还有空间降低吗?而且政府的目标是提高这个参数,而不是降低。我们的缴费率在世界上算高的了,不该再往上调了。

再看退休年龄,经过比较后,发现只有这个参数是有空间调整的。据最近报纸披露的数据,我国男女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3岁。北欧国家男女同龄67岁退休,西欧大部分国家是男女同龄65岁退休,分别比中国多10年以上。再看寿命预期,我们仅仅比这些国家短两三年或三四年,这可以看出退休年龄的空间男女平均有10岁以上,所以这个参数是可以动的,并且很急迫。但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要把这些年龄分散到一个很长的时间表里,渐进式地提高,让人们有个较长的心理适应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国很多年轻人在为找工作发愁,如果老年人延迟退休,是否会挤压我们的就业市场呢?

郑秉文:我国退休年龄较低,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退休后二次就业。对于打工单位来说,不用再为这部分人缴纳养老保险;对于参保者来说,可以领取免税的养老金,个人不用再缴费,在外打工还多了一份收入;只有国家是不合算的,是利益受损的。当然,国家利益受损最终也损害其他参保者的利益。

我国早退休现象造成的二次就业比例相当大,但是到底具体数字是多少,目前还缺乏有效统计。这部分人工作时收入不一定有保障,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元,加上在外打工的钱,收入比工作时大大增加。这部分人实际上占了制度的便宜,但是他们对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制度内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比如与事业单位相比就心里很不平衡。算上这些二次就业的人口,延迟退休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并不会特别大。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延迟退休年龄对新的就业岗位肯定有一定程度的挤压,但是晚退休的人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另外,从经验数据看,北欧国家退休年龄高达67岁,它的失业率并不比希腊更高,甚至还低于希腊!

我国内地的退休制度或许可以从香港特区吸取经验。香港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制度下的完全积累制,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工作的时间越长,个人账户里的养老金就越多,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何时退休完全看个人的经济条件和身体条件。个人在做退休决策时,会盘算个人资产够不够余命。如果希望积攒更多的退休金,又有雇主愿意雇佣,个人完全可以延迟退休。由此可见,一个好的制度是让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国家强制性地替个人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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