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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她的国家

2012-06-07 13:50 作者:俞力莎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3期
伊丽莎白二世面对的挑战是,她如何顺应一个帝国向联邦的转移,并在这一过程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6月3日,伦敦泰晤士河上千船巡游。河畔早挤满了身披红白蓝三色米字旗的民众,不少人干脆搭帐篷住了一宿。万众瞩目的焦点出现在“查特维尔精神号”的甲板上——一身白色套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整整60年,英国人称之为“钻禧”。

当年,也有超过上百万人赶到伦敦,冒雨追随女王的金四轮马车前往举行加冕典礼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英国作家威廉·肖克罗斯在为BBC纪录片《女王与她的国家》撰写脚本时这样描述:“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和对女王的拥戴——仿佛在战争中蒙受的巨大痛苦和牺牲在这样一位年轻貌美的女王的加冕礼上得到了补偿。人们希望它象征着期待已久的国家重建和新生,因此,许多人将其称为‘新伊丽莎白时代’。”

新伊丽莎白时代

“登基,这对女王而言是一个充满了复杂情绪的时刻,既悲伤于父亲的去世,也意识到她的人生不再属于自己,而已成为一个公共问题。”英国诺丁汉大学现代英国史教授克里斯·瑞格利(Chris Wrigley)这样提醒我们。

1952年的英国,满目疮痍,整个民族都在致力于战后重建。“王室在那时不仅仅是被人们所接纳,而且是被一种势不可挡的爱戴所包围。王室成为爱戴和效忠的焦点,甚至被看成国家团结和外界联系的中心,甚至那些并不相信王室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人,也承认王冠是大不列颠生活和社会的象征。”肖克罗斯如此写道。

伊丽莎白二世与她的国家

 6月3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室成员在“查特维尔精神号”向观看庆典活动的民众致意

王室的声望得益于战争。“二战”期间,乔治六世夫妇坚守白金汉宫,并让身为王位继承人的伊丽莎白和妹妹玛格丽特留在温莎城堡,经历了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的伦敦大空袭,成为王室拒绝流亡的象征。德国轰炸机的炸弹七次命中白金汉宫,年幼的伊丽莎白与妹妹也常常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警报惊醒,有时候甚至来不及换掉睡衣,就得匆匆地跑进地下掩体。19岁生日之际,伊丽莎白报名参加“助国服务队”,学会了如何拆卸和维护重型汽车。连奥斯卡获奖影片《女王》也没有错过这个故事,安排了一段有趣的对话。女王:“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过河的时候把传动轴弄断了。”托马斯:“您确定吗,陛下?”女王:“当然,是前传动轴,不是后面的,我的车是四驱车,别忘了战争年代我还是机械工。”

但是,刚加冕的女王毕竟只有26岁,就如丘吉尔在听闻乔治六世的噩耗后叹息的那样:“她只是一个小姑娘而已。”幸运的是,“小姑娘”遇到的是“斗牛犬”。在英籍历史学家、美国雪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艾伦·奥尔波特(Alan Allport)看来,要理解伊丽莎白这一生,最应该提到的人,除了父亲乔治六世,和作为“过去多年里她重要的精神支柱”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紧接着就应是丘吉尔,因为“她的第一位首相,树立起了她期望之后所有首相都能够达到的标准,这是多么难以企及的高度!”瑞格利也认为:“伊丽莎白女王从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丰富经验中受益良多。”

1953年6月,78岁的丘吉尔第二次中风,被迫回乡休养。等两个月后他返回伦敦,关于他何时退休的话题已经讨论得沸沸扬扬,政客们都希望女王能够利用每周二例行会面的机会劝丘吉尔就此隐退。但是,伊丽莎白却出人意料地邀请处于低谷的丘吉尔偕妻子参加“圣·里基尔赛马会”;接着又邀请他们到王室行宫巴尔莫勒尔堡消夏。到冬天,丘吉尔重新掌控局势时,女王终于可以放心地动身去出访英联邦各国了。逐渐掌握领袖艺术的伊丽莎白以其“迷人、聪慧”征服了老首相。女王的照片被丘吉尔挂在卧室床头,直至去世。

伊丽莎白二世与她的国家

1955年,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中)在伦敦唐宁街10号举行宴会后送别伊丽莎白二世(右)

女王与首相的关系,是君主立宪政体的一种具象表现。伊丽莎白个性强烈的先辈们,都曾试图将自己的观点施加于首相,冒着引发宪政危机的风险来充分行使王权。但是到她叔叔爱德华八世登基时,已今非昔比。当首相鲍德温告诉国王,内阁拒绝他迎娶离过婚的辛普森夫人为妻,后者只能选择黯然退位。伊丽莎白面前并没有什么现成的范例,连她的父亲也会因为觉得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没给他关于政府政策足够的信息而“咬牙切齿”。但伊丽莎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她的私人秘书们总是随身携带着写有宪法条款的本子,以确保女王在做判断时尽可能超然于党派政治之外。

伦敦国王学院当代英国历史研究所教授帕特丽夏·森(Patricia M. Thane)告诉我们:“女王受到欢迎,她和蔼,不干涉政治,不是一个政治家。”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现代英国史研究员斯科特·安东尼(Scott Anthony)博士也对我们说:“无论从表象看来如何,民众对伊丽莎白二世的热情都是非政治性的。除非是说,街上的人可能宁愿要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一个选举出来的总统。这是一种普遍的反职业政治家情绪的表达,而不是一种积极支持君主制前景的证据。”

“新伊丽莎白时代”这个术语的诞生,也没有丝毫王朝复兴的意味。丘吉尔在任时,确实更多地致力于保有帝国时期拥有的荣耀,而较少关注国内民生。但是,1955年,丘吉尔的谢幕使得英国的经济困境被全面暴露出来。“码头罢工、铁路罢工,种种危机迫使艾登请求女王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从此,大不列颠开始了它长达30年的噩梦。这场噩梦的开始宣告有着罗曼蒂克色彩的‘新伊丽莎白时代’消失了。”肖克罗斯写道,“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信仰和思潮:对王室的顺从和尊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漠不关心、怀疑主义和讽刺挖苦,至少在大城市是如此。”不过,伊丽莎白二世从容地接受了这种变化:“这很正常,年轻的一代总会对年长的一代失去信心,对上一辈人似乎没有给更多的秩序和安全失去信心。”

从帝国皇帝到英联邦首脑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为英国经济开出了一剂力挽狂澜的猛药。但是两个英伦最强的女性之间却并不是那么“惺惺相惜”。瑞格利告诉我们:“伊丽莎白女王很少公开表露自己的好恶。但很显然,她和撒切尔夫人之间有一些摩擦。”《泰晤士报》曾爆料:“当官员向女王汇报说撒切尔夫人工作中晕倒时,女王非但没有担心,反而一脸鄙夷地说:‘她总是那样,以便赢得别人的尊重。’由此不难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之僵。”

《二十世纪英国历史》编委会成员、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史蒂芬·布鲁克(Stephen J. Brooke)甚至向我们提出:“女王获得的欢迎度,有一些无疑是对应着撒切尔的不得人心或者至少是围绕她产生的争议。女王给人的印象是愿意安抚人心和从中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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