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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适:美国、台湾与蒋介石——专访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4)

2012-05-25 11:3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胡适知道从事民主改革的风险,也知道蒋介石的底线。他必须踩着底线走,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争取最大的进步。“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胡适选择的是“坐而言”。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说,当时自由主义与政权稳定性之间构成了冲突?

黄克武: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看,是没有这种冲突的。他们认为只有这套制度,才能保障个人自由;而保障个人自由才是国家存在的前提与原因。这是两套不同的想法,直到今天依旧有交锋。

三联生活周刊:另一方面,胡适在思想文化上也面临着传统知识分子的讨伐,措辞甚至是非常激烈的。

黄克武: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后,引起的最大浪潮就是“中西文化论战”。胡适在《文星》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提出回到“五四”的命题,中国要发展科学,必须要面对中国文化中的缺点。胡适认为中国文化中不具备发展科学的精神基础,他批评中国文化“没有灵性”或少有灵性。

徐复观等一些知识分子难以忍受,于是“污蔑中国文化”这样的罪名就套上去了。所以对胡适的批判,是在“中西文化论战”的架构中展开的,讨论的焦点还是延续“五四”的“全盘西化”的问题。

这也是1949年后台湾文化中的有趣现象。在中西文化的论战中双方势均力敌,不像“五四”时期新派全面压倒传统。肯定传统的一派,与西化派——胡适、李敖等——一直处于动态辩论中,共同构成了当代台湾文化活力的重要部分。

怎样解决中西文化、传统现代的关系?双方在辩论中去寻找一条台湾发展的道路。“五四”与“反五四”的不断激辩,形成了台湾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台湾今天的文化状态与这场讨论有直接的关系。胡适当时把这个话题完全挑开了。

晚年胡适

1958年,胡适返回台湾,蒋介石为他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内造了一座房子,现为胡适纪念馆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论战双方也是有共识的。

黄克武:胡适和李敖挑起辩论后,双方唇枪舌剑。中西文化的大论战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进行的,也包括徐复观、胡秋原这些强调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

但是到了1962年胡适去世,双方又暂时和解了,共同肯定胡适的功绩。双方在争取言论自由、争取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上,是有共识的。

论战的结果,就是“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形成了共识,在肯定民主与科学的前提下,提出“继往开来”的文化精神。当时即使传统派,也是钱穆与牟宗三的传统,他们和“五四”精神没有太大区别。他们是希望把自由民主的架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连在一起。所以,牟宗三主张开出一个新的“外王”。传统派的目标也是追求自由、民主、科学,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只不过在过程上,新儒家认为需要接引传统精神资源作为实现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基础,而不是反科学、反民主。

台湾没有经历一个巨大的文化变迁和断裂,即使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台湾也是在基于传统为根基的发展。“继往开来”,最能体现台湾的文化精神。这四个字,是从民国初年到“中西文化论战”中激辩出来的。

自由主义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为什么晚年特别强调容忍的重要性,提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命题?

黄克武:在自由主义理论上,容忍或妥协和自由的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命题。这种强调妥协的理论,从胡适去美国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刚到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他的好友韦莲司对他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介绍了很多古典自由主义的书给他,其中有一本就是毛莱的《论妥协》(On Compromise),在自由主义理论范畴里强调容忍异己的重要性。

胡适晚年讲,“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也有特殊的目的,这是对当权者蒋介石提出来的,强调拥有权力的人要更能容忍。这里含义很深,如果拥有权力的人不容忍,对自由的伤害会很大。当权者要给思想、言论自由留出生存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胡适起了怎样的作用?

黄克武: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清末才开始,如果从严复开始计算的话,也就是从19世纪最后几年到20世纪初。“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出现,最早还是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文献中首次使用这四个字。到了1900年左右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才首次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引进到中国来。到今天也只有100多年。

胡适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脉络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严复、梁启超,接下来就是胡适,然后是殷海光等人。严复与梁启超之后,胡适扛起自由主义的大旗,进入成为国民党的“诤友”的过程。胡适有到西方读书的直接经历,所接触的是第一手的英美自由主义,而不是像梁启超从日本转手吸收的,所以他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也比梁启超要更深入。

胡适不仅在自由主义的引介上超过上一代,更重要的是用自由主义的立场进行政治批判。特别是在《独立评论》时期,他对于国民党训政的批判,对于人权问题的提出,这些自由主义的实践是严复、梁启超所没有的,因此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广泛的推动。

1954年,他在《自由中国》杂志社进行了关于自由主义的演说,当时谈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此时,他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又加入了哈耶克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所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都尝试做一个理论上的调整,使自由主义适合中国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胡适也是延续了这些思考。

在对于胡适的历史评价中,李敖的《播种者胡适》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胡适一生的成就不是学术而是启蒙,他在政治参与、思想启蒙上都有重要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的一生并不长,但却见证了自由主义的一路坎坷。

黄克武:整个20世纪,自由主义在中国都是一个不断经历挫折的过程。

清末民初的变革,共和制度的建立是自由主义思想推动的一个结果。辛亥革命成功,背后的一个根源在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末知识分子引入西方民主自由的观念,为晚清革命志士奠定了思想的基础。中国人开始能够想象专制体制之外还有一种体制,叫做民主共和。

但辛亥之后历史进程却非常曲折。自由民主的实施,很多人会讲到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中产阶级的出现、国民所得的增长等,但这些因素在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军阀混战、日本的侵略、国共内战,在整个20世纪很长的时期内缺乏实施民主自由制度的社会条件,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

20世纪在救亡的压力下,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仍是一套有清楚蓝图、有行动纲领的解决方案。国共两党都尝试走这条路。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三民主义,都有蓝图、有具体的实践方式、有政党、有军队、有组织、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但胡适没有纲领,他有自己的主义,但这个主义是非常笼统的意见,是逐渐改善的过程。所以他的思想不吸引人,也是可以想象的。

三联生活周刊:现代自由主义思想是从西方舶来的,其落地生根是否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障碍?

黄克武:我们引介自由主义最难触碰到的、最难引进中国文化土壤的,就是它背后的认识论。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哲学,即真理不是那么清楚,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经过我们合理的讨论,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路径,但也并非一定就是正确的。民主政治之所以采取制度的制衡,有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认为在人文世界中不会有一个像科学一样精确的答案。这个认识论的基础,在自由主义引进时是不被强调的。

其实胡适讲容忍也是这个意思,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后来也讲到中国传统中“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概念,但是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来思考。我想这种对于自由主义背后的哲学认识论的移植所引发的问题,需要更清楚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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