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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适:美国、台湾与蒋介石——专访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3)

2012-05-25 11:3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胡适知道从事民主改革的风险,也知道蒋介石的底线。他必须踩着底线走,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争取最大的进步。“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胡适选择的是“坐而言”。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台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胡适是否陷入了一个更分裂的境地?

黄克武:1954年,胡适回台湾支持蒋介石连任,同时也在支持雷震的《自由中国》。这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

他会参与雷震的活动,在各地演讲,在“雷震案”发生的时候,也能够发表强硬的但又不过度尖锐的看法。站在自由主义的角色上,他对于自由、民主的坚持从没有放弃。但是他认为这种理念的实践必须要有政治上的支持,所以,他愿意在政权上支持蒋介石。他认为只有蒋作为领袖,才能维持台湾的稳定,“民国政府”才能在台湾站稳脚跟。不站稳脚跟,其他的发展根本不可能。

三联生活周刊:在组织反对党的问题上,胡适也是很有保留的。

黄克武:这也是《自由中国》内部对他的不满。我们最近出版了《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傅正是《自由中国》的重要成员,在“雷震案”中被判刑三年。其实从1958年起,《自由中国》社第一线的知识分子就对胡适很有意见。他们批评胡适行动力弱,不愿做“带头大哥”,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却不愿出来组党。很多人说胡适有懦弱的本质,在“雷震案”中就表露无遗了。

晚年胡适

1958年,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时留影(第一排左至右:张群,胡适,蒋介石,朱家骅)

三联生活周刊:1960年“雷震案”对台湾的自由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打击,此时胡适的态度受到了很大的争议。

黄克武:雷震以“为匪宣传”和“知匪不报”的罪名被判入狱10年。胡适对此是非常有意见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么重大的案子,8个小时就结束了,实在见不得人,抬不起头。同时他认为,“雷震案”在国际上的影响与国际宣传都是非常负面的。

而另一方面,胡适没有真正站起来为雷震说话。他认识到案子的不妥,但没有强烈抗议,或者用激烈的态度去抗议。他也联名写信,要求蒋介石特赦雷震,但并不是高姿态的对抗。这也符合胡适一贯的性格。他是不做烈士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死了什么都干不了了。

三联生活周刊:蒋介石选择胡适不在台湾的时候办理“雷震案”,在时机上,是有特殊的考虑吗?

黄克武:我想,在这件事上蒋介石是不会斤斤计较的,他认为自己在“雷震案”上有完全的操控能力。

蒋介石的“党国”意识很强,而当时大陆的战争威胁很大。他认为《自由中国》再这么闹下去,如果我不当“总统”,你们都要用人民币了。所以最后用的是“为匪宣传”和“知匪不报”的罪名,还是两岸格局下的判决。另一方面,他也会觉得,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他的统治和权力稳定性提出了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在“雷震案”后两年胡适就去世了。他没有去监狱看望雷震,而是抄了一首诗送进去,就是杨万里的《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这段时间胡适身体状况也很差,很长时间住院。“雷震案”对晚年胡适的打击是不是很大?

黄克武:“雷震案”后,胡适的精神上很悲观,身体也不好。我想,他对自由民主的制度性改革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蒋介石对政治的控制还是很强硬。虽然他知道自由与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包括党内分派、反对党的成立等问题都没有清楚的走向。他最后两年还是花了很多精力在推动“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发展上。

胡适生命的最后一天,1962年2月24日在“中研院”蔡元培馆致辞的时候,他也是在谈这个问题。“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如何在台湾生根?他到死都在担心。他在参加会议之前说,身体不好少说两句。到了会场,说太太不在,多说两句。最后因为情绪比较激动,引发了心脏病,鞠躬尽瘁。

三联生活周刊:《自由中国》对于台湾的思想领域后来有怎样的影响?

黄克武:当后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去向蒋介石抗争,他们所汲取的资源就是当初《自由中国》时期所谈的问题。这些思想遗产影响了后来的自由主义运动。

1979年,代表台湾本土势力的《八十年代》杂志编辑了《自由中国选集》,讨论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反对党等议题。当《自由中国》和《文星》向前冲的时候,胡适、雷震、李敖都是外省知识分子,他们所宣传的理念带动了本土政治意识的兴起,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清楚。

本土派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的抗争,我们叫做“党外运动”,他们所汲取的资源就是《自由中国》与《文星》中所讨论的一些理念。蒋介石在判雷震的时候,党外抗争还没有起来。尽管如此,当时蒋对台湾本土政治派别是比较忧虑的。《自由中国》讨论的这些问题——包括反对党、司法改革等——都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议题。蒋介石非常清楚,如果让这些问题浮上台面,他的政权就有可能非常不稳定了,本土势力、国际势力、外省势力就会在台湾角逐政治权力。

本土政治意识是由《自由中国》带动的,登上言论平台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是自由民主,但在政治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李敖也是从这个年代走出来的,不断批判国民党,对后来党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李敖绝对是一个大中国主义者。

对胡适的“围剿”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自己说一生都被别人骂。到了晚年,“围剿”胡适的阵容甚至更强了,既有国民党内部意识形态上的“围剿”,也有文化保守派知识分子激烈的论战,其中“国防部总政治部”甚至发布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称自由主义为毒素思想,如临大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黄克武:《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体现了党国统治与自由思想之间的分歧。上世纪50年代,台湾面临战争威胁,台海进行了多次炮战,军事武装冲突的压力高悬于上。在“解放台湾”的压力下,蒋介石会很紧张。为了解除威胁,一些国民党核心人物认为不能走自由主义的路线。

这背后根本原因,就是对待“大我”、“小我”的关系,这是双方对于自由本身的争议焦点。

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自我,是“小我”的权利保障。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认为政治、社会体制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而存在。而另外一个观点认为,“大我”优先于“小我”,没有“大我”哪有“小我”。而群体“大我”的维系,则是要靠党国体制的稳定统治,保证安定与生存。当时蒋介石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这些自由主义打破了社会凝聚力,涣散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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