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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适:美国、台湾与蒋介石——专访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2)

2012-05-25 11:3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胡适知道从事民主改革的风险,也知道蒋介石的底线。他必须踩着底线走,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争取最大的进步。“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胡适选择的是“坐而言”。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当时也是按照“冷战”思路去考虑台湾的未来。

黄克武:胡适始终希望坚持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并且导引蒋介石朝着这方面发展。

1951年他给蒋介石写了封长信,让蒋认识到两个阵营格局的维系,必须与发展民主自由政治结合起来。他希望蒋介石多了解大陆的情况,看毛泽东的书;希望蒋向民主体制的转变方向上走;他甚至举出党内分派、派与派之间彼此制衡等方法。

胡适一直是一个妥协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与权力、政府对着干。他不是去当自由主义的烈士,他要渐进地改革,慢慢地调整。

胡适本人的个性也是很温和的。比如在《自由中国》时期,他可以少谈反对党,他只写过一篇关于反对党的文章,就是《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可是这一篇强调的是争取言论自由,他认为即使组织一个反对党出来,也是一个不以夺权为目标的反对党。

胡适知道从事民主改革的风险,也知道蒋介石的底线。他必须踩着底线走,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争取最大的进步。“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胡适选择的是“坐而言”。真正要组党和蒋介石对着干,他会很有顾忌。

晚年胡适

黄克武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和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在哪里?

黄克武:他和蒋介石有两个矛盾。一个是自由民主。蒋介石认为中国没有他不行,必须依靠他才有希望,而他要有所作为,必须依靠国民党统治,所以还是“党治”的做法。胡适则认为政治上必须要走自由民主的路子。

第二,两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蒋介石非常肯定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们整理蒋介石日记时发现蒋介石读了很多中国古书,他喜欢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读梁启超的各种著作。在去参加开罗会议的时候,随身带的即是梁启超的书。他对心性修养浸淫很深。他对传统的态度,用钱穆的话说是充满“温情和敬意”。胡适对于传统,则是整理国故,用批判的态度去看传统。

在这两个方面,胡、蒋二人一直是有分歧的。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传统的态度的差异,与胡蒋之间的政治选择的不同是否有关系?

黄克武:这恐怕是很复杂、很纠结的问题。

两者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我倒不认为传统文化与专制政治有必然的关系。对蒋介石来说,他所提倡的传统是儒家伦理的部分,不是专制王权。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号称是中山先生的信徒,而“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很清楚是倾向英美式的民主政治。

蒋介石倡导“伦理、民主与科学”,这三点形成一个三角结构,成为他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纲领。胡适讲的则是“民主与科学”,对他来说,伦理是普遍的。至于蒋介石,伦理,尤其是与传统结合的伦理,一直是他很强调的部分。后来在台湾推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包括台湾中小学都要背《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与蒋介石的推动有很大关系。

而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态度与政治之间也不能完全区分。

1949年后的台湾,文化思想氛围受新儒家思想影响很大。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钱穆、牟宗三、徐复观和蒋介石的关系都非常好。蒋也待之如国师,提供很多资源。包括钱穆在香港办学,也得到了台湾的资助。当时,新儒家学者在维护传统、维护中国文化和反共方面和蒋有共识。蒋介石是有文化理想的人。他对传统的维护,有纯然教育、学术的部分,整个台湾中小学、大学教育都受影响,但和政治又是纠结在一起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蒋介石看胡适,他希望胡适回台湾后承担怎样的角色?

黄克武:当时胡适是中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他的学术领域非常广泛,很少有学者能横跨历史、文学、哲学、佛学等。可以说,除了艺术以外的人文学科他几乎都触及了。从学术的广度,从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不做第二人之想。此外,他担任过驻美大使,有过从政的经历。

蒋介石之所以给胡适很高的礼遇,在于他们有可以合作的可能性。两个人有重叠的部分,能够彼此帮忙。没有蒋介石,胡适也没有舞台。

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也会痛骂胡适,但日记是他抒发内心不满的地方。而且蒋介石认为发展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胡适能协助推动这方面的进展。此外,胡适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美国的政治人物对胡适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后来,胡适作为“中研院院长”也多次去美国访问,由此可见蒋也希望利用胡的国际声望来稳固其政权。

不做大哥

三联生活周刊:但我们看到,后来《自由中国》杂志成了蒋介石与胡适的冲突焦点。《自由中国》是胡适办的最后一本杂志,在早期担任发行人,而且在离开大陆的船上写下了办刊宗旨,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项事业。在办杂志的过程中,胡适的态度是否有变化?

黄克武:《自由中国》杂志形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团体,重要的人物包括雷震、殷海光、傅正等。早期,胡适是《自由中国》的领袖,是发行人,而胡适本身也是喜欢热闹的人。在杂志的早期,胡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出很强的批判力。

但是到了杂志后期,自由主义的言论和蒋介石的冲突不断尖锐,胡适的批判态度就逐渐转弱了。他不愿意与蒋介石有直接的冲突。该如何评估这种转变?是好是坏?有一派认为,你胡适不当烈士谁当烈士?你不做领头大哥谁来做?我认为这是春秋责备贤者了。我想胡适内心是不愿自由民主的改革走得太急,过于急躁,会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前面的努力如果白费,反而会急速倒退,因此胡适不愿意太过激进。

三联生活周刊:1951年《自由中国》发表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后迫于当局压力又发表了《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以“息事宁人”。1952年,胡适为抗议国民党打压言论自由,辞去了发行人的职务。该如何看待胡适辞职的目的?

黄克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和《自由中国》逐渐划清界限,胡适不愿意在政治上更冒险。尤其是在1958年之后,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是官员了,他也要好好拿捏自己应扮演的角色。

胡适对《自由中国》之后的《文星》杂志也抱持类似的态度。1957年《文星》创刊后就写信给美国的胡适,请他支持,但从来没有得到胡适回复。直到1958年4月,胡适回台湾之后,还是不回信。此时,他刻意和这些更激进的知识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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