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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

2012-05-24 14:0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内战将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推向两极化,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摆在所有人面前,中间再没有回旋和中立的余地。

北大校长

“天晴后,8点一刻,海上晚霞齐艳,为生平所少见。9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1946年7月24日,胡适从美国归来,轮船停泊在上海吴淞口外。适逢雨过天晴,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去国9年,胡适内心对祖国充满了期待。尤其是他将重返北京大学,担任北大校长。北大对胡适来说具有特殊的地位,在他众多的身份与头衔中,北大校长是最为看重的。即使3年后他离开大陆,无论寓居美国还是漂泊台湾,仍旧以北大校长自居。在遗嘱中,他将留在大陆的102箱书籍全部捐给了北大。

胡适愿意重回北大,却不愿意出任校长,但经不起北大同仁关于“复兴北大”的请求。就像1931年重返北大一样,他心中怀着朴素的念头——把北大办好。

邓广铭是他最初两年半的秘书,他后来回忆说:“他(胡适)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但以华北地区教育界的重镇自任,而是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的。”

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

1947年4月27日,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但此时国内的环境比当年更加复杂。他抵达上海时,国共谈判已经宣布破裂。一个月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就将正式宣布美国“调处”失败。内战将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推向两极化,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摆在所有人面前,中间再没有回旋和中立的余地。而胡适却抱着出国前“超党派”的“独立”观念,回到了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祖国。

重回国内,胡适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名片就收了好几寸高,心情非常舒畅。一周后,蒋介石请他一起吃早餐,“席间相谈甚欢”。胡适见了很多的朋友,但“听到的话悲观居多”,很多人对国家的未来深感失望。他劝大家,要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当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就先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么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

7月底胡适回到北京,住在东厂胡同1号。东厂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1号在胡同的东口路北,是个包括几个四合院的大院,除了胡适一家外,还住着傅斯年、汤用彤等几家。胡适家是个两进的院子,学校还给他配了一部小汽车。

1946年10月10日,北大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召开。那天的布置有点奇特。大门前交叉插着两面国旗,迎门贴着“热烈欢迎胡校长!”“要求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等大幅标语。门内屏风似的大型壁报上写着颇具政治性的口号:“纪念双十节要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宣泄几十年在统治阶级下的苦闷与怨恨。”当时,北大有3500名学生,已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了。

没有任何仪式,胡适穿着长袍马褂走上台开始演讲,他声明只是“说几句家常话”。从1917年开始,胡适与北大的渊源已有30年,这是他第一次以校长的身份站在学生面前演讲。胡适的话确实很朴素,是他几十年来从未改变的愿望,也是他对北大长期坚持的目标。“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这不算是个太大的梦想吧。”

具体而言,他的治学理念就是要使北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学。不仅是学术与思想的独立,更重要的是摆脱政治干扰,不受党派影响与干预,保持学校本身的纯洁性。胡适说:“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样,不管你是什么党派,学校是学校。我们没有政治歧见,但先生与学生要知道,学校是做人做事的机关,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也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

胡适这个主张,对于执政的国民党与革命中的共产党都不会接受。青年学生一直是两党争夺的重要对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历来对学校严加控制,除设有党部、“训导长”之外,还动用特务和三青团骨干对付进步师生。中共在北大等重点学校的地下组织十分活跃,致使学潮频发,学运不断,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不管谁来当校长,“教育独立”在国内壁垒分明的斗争中,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为了推动“独立的北大”,胡适特意引用了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意思是:“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是不容易察觉的。

胡适依旧坚持他学术救国的理念,希望在两党对立风雨飘摇的时代,把北大隔绝为一片“学术净土”,这在革命者看来,自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郭沫若后来批评胡适:“平日蒙上‘自由主义者’之假面具,高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之滥调,以乡愿贼德,毒害学生。”

胡适此时自己尚未意识到,社会角色已经完全改变,与此前文学院院长完全不同了。他的世俗地位已经达到了巅峰,不但是教育、文化、学术界的领导人物,而且也是政治界的象征性领袖。他没有势力,但有巨大的影响力。时势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而不是自己的选择。他变成了他所说的“公共人”,私人时间几乎被剥夺干净,从此身不由己,随中国时局飘零动荡。

10年计划

胡适曾对蒋介石说,他是要在北大校长的位置上干5年、10年的。他对于北大与全国大学的发展也是有长远考虑的。

胡适认为,国家与其花费几百万美元送学生到外国留学,不如省出一部分钱来在国内建设少数世界水平的大学。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学术独立的希望,而国家发展的需求则可以依靠国内的大学进行研究和实现。

1947年8月,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上,胡适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教育计划》。“计划”的核心意见有两条。首先是在10年之内,集全国的人力物力,经营5所基础最好的大学,使其成为国家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以及学术独立的根据地。这5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5所达标后,再培植5所,争取10年后中国能有10所一流大学。第二个意见,其实是他一直倡导的建设研究型大学,即大学应该向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必须能够承担独立的研究任务。胡适说:“有了这5个10个最高学府做学术研究的大本营,10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必可以在现代学术上得到独立的地位。”

也是在1947年的七八月间,胡适给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写了一封信,提出一项“关系国家大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建议——发展核物理研究。“二战”后,原子能研究与开发成了世界上最前沿、最热门的科学领域。胡适在美国亲身感受到了原子能研究的战略价值,他提出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建立研究所,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国防工业之用。

同时,胡适开出了一个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名单,包括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等9人。这些优秀的物理学家分散在欧美各国。胡适已经和他们联系过,大都答应来北大任教,并愿以北大物理系为基础,建设国际领先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胡适希望白崇禧、陈诚能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中拨出50万美元,分两年支付,作为购买设备的费用。“我知道此数目甚巨,责任重大,故甚盼两先生于便中报告(蒋)主席,请其指示裁夺。”胡适在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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