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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的跌宕起伏

2012-05-24 11:4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在《人权论集》的序中,胡适把自己比喻成一只鹦鹉,山中起了大火,鹦鹉以羽毛沾水,往返灭火。

“被革命压死了”

胡适出国10个月,国内已然换了天地。北伐成功在望,国共两党分裂。北洋军阀虽然倒台,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却建立起来。

北京被改名为北平,有人提议南京改名为“中京”,还有人提议“故宫博物院”应改作“废故宫博物院”,“孙文”的名字很少用了,“忠实同志”都应该尊称他为“先总理”。口号满天飞,标语满墙贴。连国民党宣传部长胡汉民都写信给胡适说:“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喊出的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仔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吧。”

国民党修中山陵,胡适也认为太过浪费。他在日记中写道:“墓的建筑太贵,实不美观,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400处石筑,即便游观,也可省不少的费。”他甚至认为,中山陵甚至现在不该修。“此墓修得太早,若留待50年或百年后人追思而重建,岂不更好?今乃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

批评者的跌宕起伏

1952年,胡适在台湾做的一次公开演说

这个时期,胡适在日记中保留了很多简报。在1928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压死了。”

国民党执政后实行训政,事实上只学到了“一党专政”的一点外形,但党部之人携“革命”之名四处横行。在上海,胡适最感吃惊的是国民党的宣传的泛滥。宣传成了“极重要极有魔力”的大事业,他感到非常反感。

胡适后来写了一篇《名教》的文章批判标语之泛滥,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在门上写一条“姜太公在此”一样——“同为废纸而已”。

实际上回国前,朋友们给他写信,劝他先不要回来,尤其不要回北京。

他的学生顾颉刚在信中说:“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万勿到北京去”下面还密密地画了圈。

胡适在两三年前,已经因陈炯明事件的言论与参加善后会议而得罪国民党,他又喜欢发表意见,如果管不住嘴巴,反招来横祸。顾颉刚甚至劝胡适“最好加入国民党”,政治上顺从他们,把精力放在做学问上。

胡适就在日本停留了三个星期,看了各种报纸,最后还是决定回上海。他在旅欧期间已经公开表态,支持国民党北伐,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机,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打倒军阀。他对英国留学生沈伯刚说,他原来是反对武力革命的,但革命既然来了,便当助其早日完成,减少生命与财产损失,尽早开始建设。中国急需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在胡适看来,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更有现代知识。

1927年5月20日胡适回到上海,直到三年半之后才离开,重回北平。他自己说:“此三年半中,不算是草草地过去。”在他去世前所写的《淮南王书·序》的残稿中,胡适特意提到,这是他生命中最闲暇的一段时光。他写了有100万字的稿子,其中有31万字的《白话文学史》(上),还有十几万字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及十七八万字的《中古思想史》长编。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期。

那时的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财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学连薪金也发不出来,文化人的生活不好过。政治压迫更一天天加重,大批文化人便纷纷南下逃荒避难,或则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班人马也纷纷南下,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员,都先后汇聚于上海。

胡适回国后不久,新月社的人们便联络商议,由大家招股集资,筹办一个新月书店。他们推胡适为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于是,6月30日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159号,定于7月1号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

新月书店的开办,以徐志摩关系多、人事熟,因而出力也最多。胡适只有100块钱的股本,却挂着董事长的名义,更不好意思不尽股东的义务。他便答应把《白话文学史》修改出来,给新月书店出版。同时,新月社又办起了《新月》月刊。这本来是一本以文艺为主的杂志,鼓吹“为艺术的艺术”,与当时的左翼文学并立。但结果从1929年第二号开始就大谈政治了,掀起了一场“人权”风潮。

1928年3月,胡适当年的母校——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发生学潮,至4月底尚未解决。校长何鲁辞职后,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

此时的胡适,重新恢复了“教师”、“学者”、“舆论家”三位一体的角色。他在“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的上海,开始了一段“大书特书”的生活。

“胡适系反党”

1928年底,胡适写了一篇《新年的好梦》,这是蒋介石全国执政的第一年。他梦想来年全国和平,因而可以裁军,将军费减去大半;他梦想苛捐杂税完全取消;梦想铁路收归国有,鸦片之祸永绝中国;梦想有一点点言论自由,偶尔能给当政者指点一下错误。

鲁迅后来也写了一篇《听说梦》,唱唱反调。鲁迅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的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两相比较,鲁迅说的,基本都发生了;而胡适的,则基本落空。

1928年10月10日,国民党宣布开始进入训政时期。所谓“训政”,即一切权力归本党,并且形成了一个口号——“以党治国”,就是把国家政权托付给国民党的最高机关来管理;并且,最高监督的权力“仍属之于中国国民党”。按照训政理论,国民党之所以握重权,是为了训导人民如何使用政权,为宪政打下基础;而且,必要时国民党有权限制“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搞“党治”,即“以党治国”,“党在国上”,“党权高于一切”。

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部长陈德徵,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提案认为以前对“反革命分子”的定性与处置太拘泥于法律,过于繁琐,法院受限于证据,倒使很多“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所以,陈德徵提出,“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也就是说,只要国民党说谁是反革命分子,谁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对于此类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组织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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