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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歧路

2012-05-23 15:2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胡适自己并未意识到,在1922年他对个人角色进行了一次重新塑造。他不仅是教师、学者,也是舆论家,这三维角色构成了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模版。

忍不住的新努力

1922年6月,胡适写了一篇《我的歧路》,他在文章中回顾了回国四五年的思想历程,同时也是解答朋友们的疑问。胡适说自己正站在“三岔路口”:“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我的头还是回望着那原来的老路上!”

此时的胡适,只有31岁,正站在他人生的第一个顶峰。短短两三年,新文化运动势如破竹,无论在学术界、思想界还是教育界,胡适已暴得大名。这年1月,上海一家媒体举办了一次公众人物的投票,胡适被选为“中国12个最伟大人物”之一。在给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一封信中,他不无得意地谈了自己的成绩,“我似乎一觉醒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这其中也有一点幸福的烦恼,因为“很少有人能理解到:与暴得大名斗远比与反对意见斗更艰难”。

在新文化运动后不久,胡适很快就放弃了他的“20年不谈政治”的想法。胡适说:“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不合时宜”的歧路

1926年,因参加抵制洋货运动而被捕的民众

“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说是谈政治,不如说是谈政治的思想。其中没有胡适的政治的主张,依旧是他在谈思想。不过,这种“准政治”言论,“刚开了头却煞了尾”。按照胡适的说法:“我的政论的‘导言’虽然出来了,我始终没有做到‘本文’的机会!”

其实,胡适本来就是政治爱好者。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时,他不仅有1/3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也很感兴趣,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那时他还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但1917年回国时,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这也就是胡适后来所说的,对于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这种政治观的根本特点,就是强调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并进一步认为中国固有的文明必须得到“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胡适看到:“在名义上的共和下,8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直到晚年胡适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现在,他所要努力的,就是要在中国实行所谓“造因”工程,以此为未来民主宪政的实现而打下国民的基础。

然而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中,“五四”使胡适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走向了政治运动。胡适很快地发现,单纯书斋里的“造因”工程不仅一厢情愿,更是一种消极的选择。他希望能看到有价值的争论文章。“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8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所望。”他终于忍不住,亲自披挂上阵。于是就有了1921年努力会以及1922年《努力》周报的创办(周报创立后,努力会以努力社一名出现)。谈政治,成为他“忍不住的一种新努力”,也宣告了“造因”工程的失败。

胡适说:“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

胡适的选择引来了一些朋友的反对。如鲁迅的弟子、同乡孙伏园给他写信,希望胡适不要抛弃学术与思想文化事业,写《政论家与政党》之类的文章实在不值,并且希望替文化史拉回被政治史夺走的胡适。

但胡适的回复是:“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此时的胡适,依旧秉承了在美国习染的观念——“关心政治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不过胡适依旧认为,他的主业还是学术与思想。即“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但胡适这种对政治之有限、审慎、时断时续的介入,显然与传统士大夫们徘徊于“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之间的心态有关。但是,时过境迁,这种心理结构又渗入了新的涵义:走进书房,已不再意味着去养气,去逍遥,而是意味着去献身于社会所必需的独特职业分工;走出书房,也不再意味着去当官,去从政,而是意味着以社会公德和良知的名义,去对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发表独立的思考和批评。

胡适自己并未意识到,在1922年他对个人角色进行了一次重新塑造。他不仅是教师、学者,也是舆论家,这三维角色构成了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模版。

刘东在《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中生动地谈到这种角色的困境:“胡适的书房,就好像设在一条驶到河心的破轮船上。他不舍得离开房间,不然他就做不成学问;但他又很想去看看水手们到底把漏洞堵上没有,因为船若沉了他还是做不成学问。他只能在这个二难推理中惶惑和摇摆着。”

渐渐的,胡适在“新努力”上不断努力,越走越远。他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写出了上册,便没了下文。而他谈政治的“歧路”却终于成了不归路。

自由主义的观象台

地理学家丁文江是胡适的好朋友,也是努力社最早的创始人和直接推动者。他认为有职业而又不吃政治饭的人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讨论政治,并对实际政治做公开批评。而且丁文江也曾多次批判胡适的不谈政治:“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这个社的成员,除胡适、丁文江、蒋梦麟和王徵外,还有蔡元培、高一涵、任鸿隽、陈衡哲、陶孟和、张慰慈等人。他们大多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而胡适则是当之无愧的思想领袖。

1921年5月,胡适草拟了《努力会简章》。信条之一就是:“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或单独,或互助的——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他们并且议定,会议时用西方通行的议会法规,“本会的性质为秘密的”。成立日期是192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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