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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壁者的“文艺复兴”(6)

2012-05-23 14:5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主义向左,问题向右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后,由胡适代为编辑《每周评论》。胡适本人并不十分赞同《每周评论》的政治浓度,他也不是一个热衷于空谈政治的人。他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于是就有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注意到,“五四”之后人们太迷醉于各种主义、各种理论,甚至仅仅是口号,而不肯脚踏实地地研究问题,是一种很大的危险。因为空谈主义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反而会被政客所利用,所以还是提倡研究实际问题。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问题与主义》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双方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否相信社会的历史构成中有一个“最后之因”。如果承认其有,那么只要抓住这个“最后之因”,所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而所谓的“根本解决”的路径就是社会革命。或者如陈独秀看来,就是“阶级斗争”。

李大钊坚信,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革命运动是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的理念是每个充满理想的革命者的思维定式,也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李大钊不同意“少谈些主义”。相反,他认为只有“主义”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要研究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将纸上的主义转入到实行的主义上去。李大钊也认识到空谈是没有用的,但他很清楚胡适文章的矛头主要是对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以他没有指责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批评胡适反对他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胡适并非没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不过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应该被加大宣传;暴力革命带来的主义的胜利,也未必真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事实上,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根本就不认为有任何根本解决之道,而社会的发展在于改良,在于一点一滴的进步。胡适可以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是不能接受阶级斗争理论。

胡适认为“五四”之后,中国陷入了“目的热”和“方法盲”之中,空谈主义就是滋养这两种毛病的温床。人本身的愚昧,很容易被主义的神秘性所哄骗,“被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

所以,“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做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做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做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做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做蒙蔽聪明、停止思考的绝对真理”。只有如此,才能将人类从抽象名词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胡适在社会历史观上是个多元论者,他不相信有个“最后之道”在左右历史。他是杜威的学生,杜威对社会发展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社会进步应该是“零售生意”,而不是“批发的买卖”。也就是说,进步是在零打碎敲中完成的,是“得尺进尺,得寸进寸”。所谓“根本解决”,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施。

胡适反空谈主义,主要是反对空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1922年,他应北大同学新闻事业同学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说,希望新闻业者能对“真问题”有所贡献。他在最后说:“宁可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也不要拿马克思主义、克罗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公绰的报纸充篇幅。”

由于杂志被封禁,胡适的话没有讲完。10年后,胡适在《汤尔和译〈到田间去〉序》中承认了自己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失败,“十年以来谈主义的人更多了,而具体的问题仍旧没有人过问”。

就在“问题与主义”争论达到高潮的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拟定了章程,并列出了首批几十个等待研究的“问题”。包括“国语问题”、“贞操问题”、“杜威教育如何实施问题”。稍晚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也重点经销胡适的书,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

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说:“我从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每周评论》由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编了27期,没有被查封。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编了才10期,就被当局查封了。

随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结束,由新文化运动而形成的一个知识分子圈子也开始解体了。谈主义的向左来,研究问题的向右去。在胡适看来,分手并无不妥,若是为了表面的团结而牺牲思想的自由,才是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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