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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壁者的“文艺复兴”(5)

2012-05-23 14:5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留美的汪懋祖写信给胡适批评《新青年》说:“如村妪泼骂,似不已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任鸿隽从美国回来写信给胡适说:“谩骂是文人最坏的一种习惯,应当阻遏,不应当提倡。”

而钱玄同则写信给胡适,批评他的态度过于“周旋”:“老兄(胡适)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

1924年,白话文运动的论敌林纾去世。胡适特地在《晨报》写文章纪念。他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的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为了还林琴南一个公平,他还抄了5首他的白话诗,还其一个本来面目。而钱玄同等仍旧不饶恕,他在《写给刘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中说:“我底意见,今之所谓‘遗老’,不问其曾‘少仕伪朝’与否,一律都是‘亡国贱奴’,至微至陋的东西。”最后,还要加上一声“呸”。

破壁者的“文艺复兴”

胡适与夫人江冬秀合影(摄于1917年12月)

胡适的“宽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内在裂痕,最终导致了团体的分裂。这种“绝对之是”的态度,慢慢形成了不容忍的空气,成为胡适后来所说的“正义的火气”。对自由的追求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胡适晚年在给苏雪林的信中反思说:“‘正义的火气’就是认定我自己的主张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杀君马者道旁儿”

“五四”那天,胡适不在北京。他的老师杜威在上海演讲,胡适陪同翻译。直到第二天,住在北大教授蒋梦麟家里的胡适刚刚起床,就听见有人敲门,随后进来几名记者,后面还跟着张东荪。报纸随后送到,各报首页都是有关北大学生游行示威被抓捕的大标题。他还不知道,当天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他的得意弟子傅斯年。

5月7日,上海市民响应国民外交协会的号召,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由复旦学生代表何葆仁担任主席,全场一致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惩办国贼,不得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归还青岛和撤走胶济铁路沿线军队,并废除“二十一条”。

胡适也大汗淋漓地挤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前台,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

5月29日,胡适陪同杜威回到北京。此刻学生还在罢课。胡适深感焦虑,他希望学生尽快复课。这一点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一致的。“五四”当天,蔡元培就站在学校门口希望阻止学生出门,他认为示威游行不能扭转时局,而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已经被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如果闹出事来反倒给了惩戒北大借口。

蔡元培已身心俱疲,他虽然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一向认为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现在自己忽然成了学生的靠山,而政府又视他为幕后主使,无形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蒋梦麟后来在自传中转述了蔡元培对未来的担心:“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5月9日,蔡元培留下了一张字条辞职而去。上面写着,“杀君马者道旁儿”。这个典故出自《风俗通》,意思是一匹好马跑得很快,但路边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不知不觉地被累死了。蔡元培说的是自己的处境,也是对学生的担心。

一年之后,胡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纪念“五四”的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表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鄙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学生界发生的。”五四运动推动了国民的觉醒,激发了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带来了社会的新气象。除了这些积极的因素,胡适也感到隐隐的忧虑。

新文化运动经由五四运动而被政治化。胡适看到学生已经成为政党的武器,成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曾在国民党内负责青年工作的朱家骅后来说:“五四运动后不久,青年运动的本身,又侧重于政治运动。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都在‘谁有青年,谁有将来’的观念下,要取得青年的信仰,于是青年也变作了获得政权的一种手段。”

社会风气与学生的心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挂冠而去的蔡元培,后来含蓄地指出:“因学生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着实不少。”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查毓英在给胡适的信里专门对青年们的风气提出尖锐批评。他说,北大学生热衷开会,每年大会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些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大家无心学术,考试舞弊的现象频出。学校里高谈阔论的人多,实地做事的人少。

胡适在北大的十余年中,从教授到文学院长,再到校长,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学潮,学生罢课如习惯性流产。他尝够了“杀君马者道旁儿”的滋味,但却从没辞职过。

几乎在每一个“五四”纪念日,胡适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他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学生关心社会是好,但不要受骗,不要空谈主义,最不可取的就是罢课。胡适认为“罢课”就是偷懒和不负责任。

胡适始终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本质应该首先在于思想文化的启蒙。通过接触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直到他生命的尽头,这种看法与信心仍旧没有动摇。1960年7月,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他以《中国传统与未来》为题做公开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说:“简言之,我相信‘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不曾被毁灭,也绝不可能被毁灭。”

然而令胡适感到遗憾的是,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本身虽然值得赞扬,然而就中国文艺复兴而言,他仍旧是个不受欢迎的干扰。因为在胡适看来,五四运动标志了中国学术界政治化的开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最终拉开了政治运动的大幕。胡适归国时所期待的思想革命远未完成,作为“新政治”基础的“新文明”尚未成形,便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他当初立意要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础,这个目标已经落空了。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蔡元培写了首诗送给胡适,其中一句就是,“道上儿能杀君马,河干人岂诮庭粗”。胡适晚年在台湾,又把这句话说给了《自由中国》的同人雷震。胡适劝雷震不要再组建反对党,组党一定没有好下场。不久后,《自由中国》杂志被封,雷震被军事法庭判入狱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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