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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壁者的“文艺复兴”(4)

2012-05-23 14:5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于是胡适引申出个人责任的重要——“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胡适反复强调:“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祖宗积的德、造的孽,未来的世界全看我们自己积什么德,或造什么孽。”

胡适一生不信任何宗教,但却把这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视为一种宗教和信仰。

胡适在对毕业生的演讲中经常会说到“功不唐捐”。意思是,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这句话改自《法华经》的“福不唐捐”。在1932年毕业演讲中,胡适说:“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天所受的苦楚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五四”时期,胡适更多从个人独立自由、个性解放的角度来倡导民主。当时许多人往往都把民主理解为一套制度安排,以为只要掌握到权力,按这些安排做去,民主制度就实现了。但胡适认为这还远不够,没有个人的解放,没有个人的独立自由,没有基于个人自觉自愿的联合、自治的基础,民主是不可能真实确立起来的。

破壁者的“文艺复兴”

胡适拟订宗旨的《自由中国》创刊号

胡适认为,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会,就必须首先使自己的人格独立于社会。这便是他所宣扬的“易卜生主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

1918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专号”。胡适与罗家伦合译了剧本《娜拉》(今译《玩偶之家》),他又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论文。

这篇文章在青年中影响力巨大,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书。胡适认为:“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

胡适认为,个人常常受到社会的压迫,“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人性的光辉就在面对社会、群体的压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并为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他认为所谓独立的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适后来办各种杂志,编辑稿件都不改一个字,写作者也都用原名而不用笔名,包括他自己。

胡适终生推崇易卜生在《国民之敌》中塑造的斯铎曼医生,一个孤独的、不畏世俗、敢说真话的“国民之敌”。他始终以此为标准要求自己,劝慰青年。1930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宣称:“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试图去解决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利益的关系——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借助于这种立场的转换,胡适就得以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五四”的口号。他认为,民主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

因此,他也就将独立个人和政治国家的主从关系反转了过来。个人独立与自由是一个健全国家的前提。这样,他就有理由重新摆正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与政治组织的关系,政府不能要求个体的绝对忠诚;而个人又是高于政府之上,政府只能要求他的才能却不能要求他的思想。

然而胡适所处的时代,国无宁日,战乱频仍,民族救亡的压力不曾给人以喘息之机。个人与国家之间常常处于紧张关系。胡适一生演讲无数,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句子恐怕就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自己铸造成器”。这是他对青年的期望,也是自己内心的独白,是他认为解决所有个人困惑的最后的那颗“定心丸”。

“正义的火气”

一般认为胡适在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按照郑振铎的说法是“发难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发难”态度。他不仅选择了更加温和的“改良”,而且还是谦虚的“刍议”。他在篇末特别提到,希望读者能够匡正纠错。也就是说,胡适认为自己只是提出了一种见解,抛砖引玉,以讨论的态度研究问题。

而北京的陈独秀却嫌胡适的态度过于温良。在紧接着的二卷6号上,他亲自写了一篇《文学革命理论》,自称“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把胡适的观点、态度全面升级,不仅要高举“‘文学革命军’之大旗”,而且要在旗上大书特书他的“革命三大主义”。

胡适看到陈独秀的文章后,感到不妥,便又回了一封长信。胡适说,虽然他在自己的诗文中,和朋友讨论时常会用到“文学革命”,但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还是用了“改良”而非革命,是“刍议”,而非教条式的论断。胡适认为,文学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定的。他更希望国内知识分子能心平气和地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成熟了,问题就解决了。他不敢以自己绝对正确,而应该允许他人“匡正”。

然而,陈独秀却不以为然。他回复胡适,承认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的原则,但是就白话文学而言,这件事已经很清楚了。“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钱玄同的态度则更加激进,把白话文的反对者直接扣上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帽子。他的态度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一、二年级国文一律改为白话文体,并从1922年开始在小学全部试行白话文教学。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文,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被白话文取代了。革命派大获全胜。一则,时代使然,如生物进化自有规律。而另一方面,则与新文化运动推进者的激进态度密切相关。

对于陈独秀的激进,胡适晚年也有过正面的评价。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绝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骂还是不骂?“绝对之是”,还是“匡以正之”?激进与保守,两种态度,两种取向,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第一次交锋。能骂出声的是陈独秀、钱玄同、鲁迅,都有留日的背景;反对谩骂的是胡适、王懋祖、任鸿隽、张奚若等,他们都是留美的。留美留日的两拨学生,知识背景不同,价值信念也有区别,他们虽开始在一起,但分道扬镳几乎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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