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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壁者的“文艺复兴”(3)

2012-05-23 14:5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此时,胡适“截断重流”重讲中国哲学史,则是对中国上层精英文化的一次扫荡。他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所制造的瓶颈,使“独尊儒术”恢复到前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这就是把董仲舒以后,2000年以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胡适回国前已把当时能找到的西方思想史经典原版书读遍,他深知西方文明的崛起,文艺复兴是第一炮。只有上帝的权威动摇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间,个人才能独立。而质疑孔子就是瓦解中国的“上帝”。

在下层大众文化的战场上,撼动传统文化的保守性,胡适则以“白话文”为突破口。胡适深信,“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而中国的语言文字恐怕更是“最保守的东西”中的典型。

胡适敏感地注意到了“形式”变革的重大意义,不仅有历史的眼光,也有逻辑的思考。胡适认为语言的形式不打破,思想内容的更新无从谈起。他在《尝试集序》中写道:“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他在《谈新诗》中将这种“体裁解放”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和镣铐。

破壁者的“文艺复兴”

1930年左右,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巴黎打网球

在这个意义上,白话文运动就是中国人精神解放的第一步,是破除掉的第一层“精神的枷锁和镣铐”。

胡适在留学期间就对改良中国文字感兴趣,他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中提出:“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当务之急是“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汉文容易教授”。1915年他和同学任叔勇、梅光迪、杨杏佛等人之间产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称之为“革命的导火线”,而“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在那场争论中提出来的。胡适期望,借助白话文将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将一个濒死的文化复活过来。

胡适归国前便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打了第一炮,引起了国内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群起响应。鲁迅对于白话文的表达更为极端,他在《二十四孝图》中说:“只要对白话文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通过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周树人变成了鲁迅。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中国第一部白话学术论著;他的《尝试集》又是第一部白话诗集,他甚至还是中国知识阶层中第一个用白话写信的人。

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法宝,正是由于白话文作为工具的变革,撬动了中国文化从旧的范式向新的范式转变。

进了北大,胡适便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因为陈、胡二人,北大自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作为对文化保守派“保存国粹”的回应,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顾念。即拿上“重估一切价值”的尺子,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厘清事实,进而界定一切旧文化的价值。“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自由讨论。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反对调和——没有领袖不可以质疑,没有学说不可以辨析,没有权威不可以推倒。“新思潮的意义”,就在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最终“再造文明”。

在价值重估的过程中,孔子及儒家学说自然成为一个靶子。孔子的权威动摇了,文化保守性也就松动了。胡适在给吴虞的《爱智庐文录》的序言中写道:“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胡适认为,最终一战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就是一句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打倒孔家店的本意,并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那个被神化的孔子,那个垄断人们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说到底,胡适是在反孔子的“托拉斯”,反儒家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反孔子的“本来面目”。唐德刚分析:“孔二先生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2000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

事实上,胡适小时候,也拜过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他还在家里用纸盒做了一个“孔庙”每天拜祭。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经不那么盲目崇敬了,并且嘲笑过袁世凯尊孔祭圣的丑剧。但胡适对于一切著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却是“十分崇敬的”。他甚至说他心中有三个偶像,第一位就是孔子,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

在北京教书的第二年,胡适打算把母亲和妻子接来同住,于是打算去租一个较大的四合院。最后选定了老北大边上的钟楼寺14号,是个普通的典型四合院。地方不算大,但也有17间房。房租每月20银元。一进门是门房,9间正房,两侧为厢房,旁边有耳房。正房是卧房和书房,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庭院不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

胡适生性爱交际,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说到一些较大的开支,比如结婚后,曾邀请住在会馆中的安徽同乡吃喜酒,结婚宴请北大同人一次就花去了60银元。胡适很勤奋,生计不成问题,稿酬源源不断。商务印书馆也想请胡适来工作,开出300银元的月薪,但胡婉拒了。

然而胡适接母亲来住的愿望终究落空,他的母亲冯顺弟在1918年底因感冒去世,时年45岁。

胡适3岁丧父,由其母抚养长大,他的脾气性格受母亲影响最深。母亲22岁守寡,生活于一个破落的旧式家庭中,勉力维持家业,备尝艰辛。

母亲去世后,胡适又想起了出国前在《竞业旬报》所写的一篇文章《论继承之不近人情》。他在文章中说:“一个人能做许多有利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当成他的孝子贤孙。”胡适把这一层思想叫做“三W的不朽主义”。“三W”代表“worth work words”,即“立德、立功、立言”才是不朽。

此时,他觉得有必要对当初的观点进行修正。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字都不识几个的家庭妇女,却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一切事情,极其平常的“庸言庸行”,也都可能是不朽的。于是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不朽论”。即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无论善恶都会留存在社会上,发生影响。

个人是小我,社会是大我,胡适借此讨论人与社会的关系,“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永远是不灭的”。“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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