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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壁者的“文艺复兴”(2)

2012-05-23 14:5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政体虽然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实质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政治现象反而更加混乱。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面对时代的挑战,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但却是无法突破晚清“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对“西学”亲切而直接的认识。他们关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大体都是从日本转手而来的。对这一现象,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这些搞“西洋思想之运动”的知识分子都是不懂西语的,吸收“西学”的能力有限,所得往往“破碎”、“肤浅”、“错误”。所以搞了20多年的西学运动,也没有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于文化的核心问题,当时学术思想界的中心人物中已经没人能发挥指导作用了。严复晚年的思想越来越保守,因此并不愿再谈西学问题,更不愿谈什么中西融贯,甚至退回到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了。国内知识分子的思考遇到了一面坚硬的墙,急需一个破壁者。胡适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他的优势在于不仅接受了良好正规的西方学术训练,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与工业文明也有第一手的体验和观察。

破壁者的“文艺复兴”

1919 年6 月,因示威游行被捕的师范大学学生被拘禁在“学生监狱”里

胡适留美7年,正是他的“精神准备”时期。在这7年之内,中国学术思想正处于低潮时期。胡适个人的“精神准备”和中国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这才使他“闭门造车”而竟能“出门合辙”,二十六七岁的胡适就成为时代思想的发言人。

胡适用来破壁的武器,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即尼采所说的:“重新估订一切价值。”这种价值重估的态度,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和政治的层面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因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从此以后,“中学”、“西学”的旧名词基本便被“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类的概念所代替了。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余英时认为:“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的‘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于是,胡适的出现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大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便成为第一个价值重估的实验室。

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老教授陈汉章。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胡适接手后,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线索。不讲权威,讲证据,用西方逻辑学来讲墨子,孔子也不高高在上,诸子百家,都可以讨论和批判。

历史学家顾颉刚就坐在课堂上,他后来记述道:“他(胡适)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这样的思想震动,仿佛当年走进万木草堂的梁启超。

“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胡适则捅破了这蒙压在知识分子心头的窗户纸,把顾颉刚们“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东西说了出来。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为这本书作序,提出四大思想价值: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方法。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以儒非墨,也不“独尊儒术”,而是诸子平等,“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自视甚高的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肯定了蔡元培对胡适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

余英时不无感慨地写道:“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胡适所持的“重估”方法,就是他从美国带回的“实验主义”。在胡适心中,实验主义的基本意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而不在其是一种“学说”或“哲理”。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写道:实验的方法至少要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和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需勇于实行来试验过。胡适特别提出:“实践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在半个多世纪后,这句话又以极为相似的形式被重新提起,并再度开启了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反孔子的“托拉斯”

胡适毕业,归心似箭,连博士学位都没顾上拿。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要求,必须将毕业论文出版,并上交100本后才能拿到学位。而胡适此时却等不及了,一件更大的事业在召唤他。这就是“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倏忽近10年,直到1926年他重返美国交上论文,博士帽才真正戴在了头上。博士学位问题,甚至成为胡适身后的一段公案。

回国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大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3个月后,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陈独秀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有力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但并没有改变国家衰弱、民生凋敝的状况。而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却依旧如故,没有丧失它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地位。这种“汉族中心主义”(唐德刚语)成为蒙住人们双眼的面纱,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拦路虎。

如果不把孔子和其背后的儒学从神坛上请下来,大到解放思想,小至移风易俗,任何进步都无从谈起。就像鲁迅说的,甚至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

“五四”前夕中国学术的主流仍是儒家。但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早在清末已经摇摇欲坠。汤化龙在民国三年(1914)《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已指出,无论“中、小课读全经”或“以孔子为国教”都是实行不通的。即使推行祭孔的袁世凯政府,对于儒教的社会作用也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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