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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壁者的“文艺复兴”

2012-05-23 14:5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时代的前夜

“如果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这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8章中的一句诗。1917年3月,26岁的胡适把这句话翻译在日记中。4个月后,胡适乘坐轮船跨越太平洋,回到了阔别7年的中国。

胡适对这句格言情有独钟,两年后他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的演讲中再度提起,并重新翻译:“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便看看不同。”演讲最后他大声呼吁:“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胡适回国之前,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规划。这一年的1月,他去费城讲演,顺便去看望了在华盛顿的同学朱经农。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两人谈话后的感想:“我们预备10年以后中国人有什么样的思想,此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也。”此时的胡适,已经立志回国后要去影响、塑造中国人的思想了。

破壁者的“文艺复兴”

1917年前后,北京一所语言学校授课的情形

实际上他在1915年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在这一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这时候他已把“国人导师”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且开始为之奋斗。4个月后,胡适结束了康奈尔大学的学业,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部跟随杜威研究哲学。

回国之前,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已经向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为教授,甚至愿意把“文科学长”的位置也让给他。对胡适而言,进大学教书是个再好不过的选择。他在美国与教授亚丹的谈话中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

不过蔡元培看中的并不是胡适肚子里的洋墨水。胡适晚年回忆,蔡元培决定聘请他,是因为看到了他在美国写的考据文章《诗三百篇言字解》。这是一篇研究《诗经》中所有“言”字意思的文章。

胡适去美国时还是宣统的年号,回国已换新天。但满心憧憬的洋“博士”,下了船却大失所望。国号变了,国体也变了,他却没看到任何新的气象。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依旧死气沉沉,古国文明如一潭死水,看不到生气。

胡适把这些见闻写进了《归国杂感》。他去上海大舞台看戏,演员还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2年前的旧古董!”而他13岁初到上海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占据着舞台。胡适对朋友说,这大舞台就是中国的缩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做戏的还是那几张老脸。

他去逛书店更加沮丧,抽出一篇《墨学微》,还是梁启超14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一个字;当年最流行的一部小说是《新华春梦记》。他再去看英文书,“大概都是些17、18世纪的书,内中有几本19世纪的书,也都是与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书”。有名气的英文教师连萧伯纳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更不要提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了。

胡适更加感慨:“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

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真正的民主共和体制远未建立。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身亡。接着袁世凯又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职务。孙中山和黄兴即起兵讨袁,号称“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败。孙中山、黄兴再度逃亡日本。1914年2月,袁世凯又囚禁了章太炎。随后袁世凯称帝,旋即暴毙。就在胡适的归船在横滨靠岸补给时,张勋的辫子兵刚刚冲进北京,导演了一场复辟闹剧。

在这个时代变革的前夜,感到寂寞与苦闷的并非只是胡适。远在北京的鲁迅,那时的周树人,正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着生命。他摇着蒲扇,“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逛琉璃厂、抄古碑是周树人苦闷中的唯一寄托。

“1917年7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后来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写道。

在胡适的意识中,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不是革命的问题。这与当年逃离仙台的鲁迅十分相似。鲁迅要改造的是国民性,而胡适的口气更大一些,他要做“国人导师”。回国前,胡适豪情万丈地填了一首《沁园春》,以词明志:“且准备搴旗做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失望中,胡适不忘回趟安徽绩溪老家。母亲对他说:“你种的茅竹,现在已经成林了。”只是当他坐在上海剧场里看戏的时候,还未意识到,自己已被时代推到大舞台的中心。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胡适正式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是在1917年的9月10日。这时离他26周岁的生日还差3个月零1周。当年北大的校庆和胡适的生日碰巧在一天,都是12月17日。晚年胡适还曾做过一篇考证文章,澄清了12月17日实际是庚子义和团运动后复校的日子。真正京师大学堂创立的日子应该是1898年12月3日(现在北大的校庆是5月4日)。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四公主府”里了。当时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胡拿着260银元的一类月薪,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那是北大的单身宿舍。

胡适在北大第一次亮相并非课堂,而是这一年的开学典礼上。他做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希望用现代大学的理念来改造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

蔡元培主政时的北大,正是人才荟萃的时代。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刘半农、陶孟和等陆续到来。“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说。很快他就成为一颗学术明星。

1917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并非“时无英雄”。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几尊大神还都健在。年纪最大的严复65岁,年龄最小的梁启超只有45岁。但就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了“功成身退”的阶段,否则刚回国的胡适也不会在书店里找不到一本可看的书。他面临的恰是一段思想空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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