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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自由主义——被四面夹击的胡适(5)

2012-05-23 11:39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在一个不断两极化和激进化的社会中,胡适试图去寻找一条超越阶级斗争,和平独立的发展道路。他致力于学术独立,科学救国,以至于每次重回北大都带着一个雄心勃勃的长远大计。然而,时代偏偏无法给他一个正面求证的机会,他也无力给自己创造任何机会。

所以,胡适回国后首先做的并非制度性设计,而是推动人的独立,不遗余力地倡导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价值谱系。他认为,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觉醒与解放,就没有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他甚至打定了用20年的时间做“思想基础”的决心。

在方法上,胡适以法治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点,主张和平转移政权,反对暴力革命。他痛斥旧社会的罪恶,并致力于呼唤改造旧世界。但他认定改造旧社会、创造新世界的理性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呼唤民众和平抵制。他毕生从事的便是催发思想的觉醒和抵制专横的压迫。

他认为凡是用暴力推翻的,结果还是暴力。所以他始终对“革命”——这个20世纪最时髦的词语——保持警惕。他甚至认为,革命的结果必然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老师杜威就说过,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零售生意”,而不是“批发买卖”,社会的发展本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毫无捷径可走。

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是始终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当30年代民族危机已经淹没了民主自由的追寻,他的自由主义的同志,包括丁文江、蒋廷黻、钱端生等人都在政治上倾向于“专制”、“独裁”了;在经济方面,翁文灏、钱昌照等人也认为只有倾向于“独裁”或“专制”才有利于有计划的工业建设;而胡适在当时是唯一坚持民主和法治的人,也是宪法、宪政最坚定的鼓吹者。他认为个人的生命无论如何长,总比不过基础巩固的制度。胡适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关怀,用他自己喜欢说的话是“功不唐捐”。

但问题是,时代的形势与人们的耐心是否可得?如鲁迅说:“改进最快还是火与剑。”

今天抽离来看,那个时代患的是一种“综合症”,既需要泻,又需要补;既需要开刀手术,又需要慢慢调理。任何一个专家即使做尽了他力所能及的事,也不可能独力回天。然而,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嘲笑胡适的理由,因为社会的兴旺发达,端赖其每个成员各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自觉效命和积极参与,否则就是“同则不济”。

但胡适的悲剧就在于,在一个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个只有在正常有序的政治中才能发挥作用的自由知识分子。他认识到了自己在一个合乎理性的民主制度下应该扮演的角色,却看不出自己在一个不合理性的专制制度下应该何去何从。他过多地寄希望于舆论的监督作用,却没有想到在一个不尊重公意的政权眼中,舆论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在一个不断两极化和激进化的社会中,胡适试图去寻找一条超越阶级斗争,和平独立的发展道路。他致力于学术独立,科学救国,以至于每次重回北大都带着一个雄心勃勃的长远大计。然而,时代偏偏无法给他一个正面求证的机会,他也无力给自己创造任何机会。

就像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所说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标准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

胡适的成功在外部有赖于秩序与共识,而在那个年代,秩序与共识却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当人们对现状的耐心消耗殆尽时,革命便成为主旋律。这种语境下,胡适越做越“错”,做多“错”多。因为按照周恩来的话说:“他(胡适)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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