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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自由主义——被四面夹击的胡适(4)

2012-05-23 11:39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
在一个不断两极化和激进化的社会中,胡适试图去寻找一条超越阶级斗争,和平独立的发展道路。他致力于学术独立,科学救国,以至于每次重回北大都带着一个雄心勃勃的长远大计。然而,时代偏偏无法给他一个正面求证的机会,他也无力给自己创造任何机会。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是国内胡适研究的权威,也是胡适档案的主要整理者。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在《胡适与×××》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著作。”

至于国外,仅在大使任内,往来冠盖,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国务卿及其司长、各国驻美使节、美国名流与富豪显贵、访美的王公将相,也不胜枚举;学术上,往来唱和的是杜威、罗素、王国维和梁启超。

在20世纪上半叶,胡适是一个交通枢纽般的人物,他所获得的信息量与视野是同时代中国人难以达到的。他的个人世界也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所以,胡适并非一个不识时务、思想迂阔的书生。

恰恰是因为他的特质性,才使他显得如此突兀,以致“不合时宜”。他的“非典型性”使他总是陷入角色的紧张中,无论作为校长、舆论家、政府顾问,都会挑起争议。而一旦脱去这些职务,回到日常生活中,他又成为一个笑呵呵的好人——“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年轻时写过一首白话诗《老鸦》,把自己比喻成告人凶吉但遭人讨厌的一只“老鸦”,终不肯“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天寒风紧,无枝可栖。”胡适的一生都感到自己的孤独与寒凉,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树木。但他却不肯放弃号呼而鸣的天赋职责。

胡适

胡适出身败落的徽商家庭,只有父亲胡传读书做官,在胡适3岁时父亲便去世了

如同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给胡适的信中所说:“过渡时代的人又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任务太艰巨了。”

秩序与共识

胡适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庞杂而混乱的格局:它是一个最原始的角斗场——军阀割据;面临着最深重的灾难——亡国灭种;陈列着最肮脏和丑恶的黑金裙带——四大家族;却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局结构——民主共和;上演着最时髦的政治理想赛跑——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做着最美好的设想——乌托邦梦幻;寻找着最根本的方法——彻底解决。

中国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兵化为匪,匪化为兵,兵又化为匪,造成一个兵匪世界而已。”

胡适给这个时代开出的药方,其实是一个态度——“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这句话在梁启超的《政治家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中也说过,胡适曾经在日记中大篇幅地抄过其中的内容。其典故来自《孟子·离娄上》,要治病,必须要有三年的时间蓄积药材(艾草)。胡适眼中,中国是一场大病,必须要有时间诊治,准备药材,这是治本的路。

在当时那种危如累卵的局势下,人们听到胡适这话,可以说是急性子碰上了慢郎中。胡适认为,急也没有用,如果三年都没耐心,不如坐下来等死。退一万步,这种态度即使不能立竿见影地救亡,却能慢慢地为中国造下“不能亡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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