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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伟事件”与中韩渔权之争(2)

2012-05-11 11:04 作者:李翊 贾子健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19期
“惊慌之下条件反射性地挥刀,刺中韩国海警李清浩并导致其不治身亡。”——韩国仁川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书中对中国船长程大伟杀警时刻的描述,与程大伟对朋友杨世凯的讲述基本吻合。但这一事件的演进,并不像判决书描述得那么单纯。

什么样的人能当船队老大?杨世凯说:“首先不小气,不抠门,有胸怀;其次,见义勇为,有名望;第三脑瓜好,经验丰富,打鱼产量总比别人高。”

船长王尽忠至今还记得,刚认识程大伟那年,自己的船在海上遇难,其他船都不予理会,只有程大伟自己驾船从18海里外跑来救援。另一位船长则回忆,他的船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直到程大伟的船路过才得了救。渔港上,忙着收网的船员们也对程大伟评价颇高:“人好”、“从不欠小工(船员)工钱”。

38岁那年,程大伟第一次因救人上了报纸——2004年9月14日的凌晨4点,载着2000多吨硫酸的福州“金达226号”货轮,在山东石岛附近海域出现故障。货轮在巨浪击打下濒临沉没。不远处,程大伟驾驶的“辽绥渔4415号”和另一艘渔船接到了求救信号,立刻赶去救援。两艘小渔船冒着被巨浪打沉的危险,在海上救了14个人,其中程大伟一艘船就救了9人。这件事曾被《辽沈晚报》报道,并在辽宁和山东渔民间广为流传,程大伟也因此在渔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根据船长们的说法,7年间,他曾在3次海难里救了至少17条人命。

“程大伟事件”与中韩渔权之争

绥中县张监村的渔民做渔具养护

1985年春天,程大伟的父亲程桂桐从当地的化肥厂下了岗,和村上另外5家人合伙贷了2万元,买下一艘小渔船,下了海。小渔船只有7米长、12马力,没有通讯设备,没有拔网机,只能在海岸边跑个十里八里。由于不敢往深海走,一年下来,5家人打的鱼只卖了8000块钱。但在那年景,出海打鱼已经是当地人最好的营生。

父亲程桂桐至今记得,儿子22岁那年出海打海蜇,回来走到一半的时候船上的发动机坏了。程大伟在船上支了个竹竿,把棉被挂上当风帆,顺着东风飘了50里才回了家。那次,程桂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看着儿子,只说了一句:“孩子,太不容易了,才20岁。”程桂桐说:“大伟出了半辈子海,我跟着惦记了半辈子。”儿子出海的时候,他总要等着看天气预报,一旦刮风了,就悬上一颗心,“担心出事;担心打不着鱼”。

24岁那年,程大伟结了婚。程桂桐跟儿子说:“干脆你去跟别人再搭个伙换艘船吧!”于是,程大伟和别人合股买了艘38马力的新船。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程大伟像很多船老大一样,成了村上最早致富的一批人。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贷款买了汽车,在绥中县城住上了楼房,渔船也从38马力一点点贷款换到了200马力。

从山东石岛到辽宁省绥中市网户乡,需一天一夜,这里自古结网打鱼,于是以“网户”为名。在程大伟父亲程桂桐的记忆里,上世纪70年代以前,打鱼在当地还是件很容易的事,在海边划个小木船,拉上网,就能打到鱼。随着时间推移,张见港的渔船从最开始的20艘发展成近百艘,最小都是240马力的大船。“每年三四月,鱼从暖和的大洋游过来,游过日本、韩国,其中一部分会游到中国山东海域,再到渤海湾,它们在这里一直度过夏天、产卵,天冷时再游回温暖的地方。但现在,鱼没怎么进渤海,就在中间的海里被打没了。”杨世凯说,截在别人前面才能打到鱼,大家都拼命赶在别人前面下网,为了能比别人先进入深海,渔船便越换越大,网具也因地制宜日益专业化、多样化。“近海作业捞小鱼小虾用锚的船下的是定式网,上黄海打鱿鱼用流网,山东那边都是400马力到600马力的大船,用的是拖网。”

“程大伟事件”与中韩渔权之争

杨世凯曾作为中方渔民代表看望程大伟并在韩国出庭,希望自己对程大伟为人的描述能有利于他的最终判决

过度捕捞,让程桂桐经常感叹:“渔民的渔网铺在水平面上,把渤海盖平了,也能盖个十层八层的。”传统捕鱼区开始加速萎缩,近海几乎无鱼可打,与此同时是形势日益严峻的海上污染。

在海上资源争夺激烈的2010年,为了争夺皮皮虾资源丰富的“25渔区”,杨世凯曾作为辽宁方面的代表和来自河北的渔民“谈判”。协商未果,张见港24艘渔船组成了“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船队联盟在海上开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这场风波并未终结渔民们对资源的争夺。一年后,张见港的船长们又发现: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渔民打鱼,有人在深海区海底,放置了带着铁钩的“灰墩子”,每隔400米一个,渔网只要撒下,就会被钩坏。

程大伟早就发现“渤海不好干了”。他曾想过转行,不再出海。早年,他骑了辆自行车到外面去卖毛虾,但很快发现:他们这样的海里人,很难适应陆地上的营生。张见港的其他船老大也想过另谋出路,比如搞水产养殖,却被告知成本投入巨大,把船卖了也不够零头。于是,杨世凯和程大伟在4年前加入到黄海捕鱼的船队之中。

2009年末,程大伟从信用社贷了60万元,又向亲友借了些钱,与别人凑了200万元,将自己200马力的渔船升级成了400马力的铁皮船。绥中市只能登记木船,程大伟便在山东文登取得了登记号,“鲁文渔15001号”。新船买回来在家收拾了半年,安装灯光、发电设备,又花了几十万元,后半年才出海。后来,另一方嫌不赚钱,退了股,程大伟一人撑下了船。一年下来,雇9名船员花了50万元,油钱花了50万元,置一趟网花了38万元,再补一次网又花了五六万元——每年花费在150万元左右,打鱼赚的钱,都拿去还了贷款。

事发前,程大伟和刘连成离家已有5个多月。头3个月,他们在山东石岛旁的海域作业,这里的鱿鱼在秋季最大最肥。和程大伟一起出发的杨世凯买不起捕大鱼的网,只捕了些小鱼就在去年8月回家了,另几位船长也在11月前陆续打道回府。临别,船长王尽忠劝程大伟一起回去,程大伟说:“‘饥荒’(负债)太多,再跑两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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