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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盖瑞·施耐德的两次约会

2012-05-09 14:40 作者:王恺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18期
82岁的他满脸的皱纹,奇怪的是,他的皱纹都是竖的,那是他常年在户外,暴风烈日雕塑的结果。

盖瑞·施耐德的禅堂

盖瑞·施耐德的传奇故事太多。他在大学待了一年,就出海做水手,上岸后在美国西北部的次生林做护林员。他特意强调:“是次生林,最早的原始森林在白人到来的时候被毁灭了。”随即下山,在加州伯克利大学随陈世骧教授学东方文学,翻译寒山和白居易的诗。也就是在此时,他结识了金斯堡、凯鲁亚克等人,1955年10月旧金山的六画廊那场著名的朗诵会上,他们共同成为“垮掉的一代”。随后,他和凯鲁亚克去山谷小屋隐居了数月。

按照北岛的说法,盖瑞“随寒山一起去日本住了几十年”,其中3年出家。回国后,他选择了北加州的少人山区居住,15年过着没有电的日子,里面盖有禅堂,他是临济宗的弟子。因为这些经历,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的人物原型选择了他,但盖瑞对他这些早年的经历,没有太多叙述的兴趣。

问盖瑞任何问题,他都回答简略,可是有些问题确实能触动他,比如他平素念什么经。他没回答,只是用日语突然地念起来,很长很急的一串。日文版的“心经”在闹市的咖啡馆里慢慢流趟,这声音开始显得有点突兀,可多听了几句,会感觉安静。如果从1956年他到日本成为佛教徒算起,已经有56年过去,修为远比我们的想象深。

和盖瑞·施耐德的两次约会

盖瑞·施耐德(摄于1991年)

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周日,刚在商场做完他的新书发布活动,来的人不算多,多是学生模样。时至今日,很难要求繁忙的香港人抽出时间来读他的诗歌。倒是有些在香港地区工作的美国人专门抽出时间来倾听,他代表着他们的青春岁月,他们某种对体制的反抗,还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理想的代言人。

从什么时候信仰佛教?盖瑞说得非常清楚:8岁的时候,他就对佛教有了了解。小时候在农场长大,他一直照顾奶牛和母鸡,从小就学会如何和动物相处,他的父母亲把他送到路德教的教堂去学习。每周,他都要走很远的路去教堂。那时候他家的一头小牛才6个月,突然生病死亡了。8岁的盖瑞问牧师:我的小牛能不能上天堂?牧师说,不会。盖瑞突然非常怀疑这个宗教:“我很失望,如果我的无罪的小牛不能上天堂,那么我为什么还要上教会的学校?”而佛教讲究众生平等,让他感到安慰。

盖瑞的父母亲都是无神论者,也是社会主义者,当时在华盛顿当农民。因为逐渐对苏联失望,他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盖瑞也从小就对中国抱有希望。他对中国的兴趣首先是革命,他早期觉得毛泽东是伟人,“和那时候很多美国人一样,我也是左翼”。他以为毛泽东会改变中国,可是大跃进之后,他的认识改变了,“我觉得他坠入了权力的陷阱”。“大跃进是个大悲剧。”他强调我一定要把这句话写进文章。

因为失望,他开始把对中国的兴趣转向佛教。那时候他来不了中国,1953年,他开始随陈世骧学中国古典文学,并且翻译了寒山的诗。之所以选择翻译寒山,是因为他想翻译和佛学有关的诗歌,陈世骧就推荐了寒山。很多中国人觉得寒山对盖瑞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可是盖瑞说,影响非常小,大概只有5%,“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山里,寒山的诗歌与其说是影响了我,不如说我对那些诗很有感触”。

因为无法来中国,盖瑞当时对佛教又极其渴望,他告诉我,因为尊重佛教的道德观,他才去了日本,当时他拿了美国一家禅宗学院的奖学金,在京都修习禅宗和东方文化,这一去就是12年。其中有6个月的时间跟金斯堡等人在印度等地漫游,他自己还随一艘油轮去了土耳其。“坐最差的巴士,在火车上睡觉,到处都充满了一种气味。”在今天看起来,这种行为也许不再稀奇,现在还有许多嬉皮士常年住在尼泊尔,盖瑞是他们真正的鼻祖。

和盖瑞·施耐德的两次约会

盖瑞·施耐德在他居住的乡间小木屋旁留影(摄于1975年)

盖瑞在日本出家3年,后来又还俗了。北岛说,是因为盖瑞太喜欢女人了。不过盖瑞说,是因为他想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不想单身下去,“佛教徒的生活其实很苦,基本上从宋以来就没有变化”。

在禅堂里,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都很少,每天要劳动,要打扫庭院和坐禅,面见老师和研究公案,吃的是粗茶淡饭,冬天也异常寒冷,可是盖瑞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常常登山,他某天突然感悟到,禅堂生活和登山很相似,这10年,他学习到很多东西。

他不太讲他为什么结婚。只是告诉大家:在禅宗的一个派别里,组建家庭和修禅并不矛盾。修禅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他现在美国森林中的住处,还建了一个禅堂。我很好奇和他日本的禅堂是不是相似。他说一点也不一样,“不华丽,很朴素”,是按照美国当地印第安人建房子的方式盖的,很简单,用了大量木材。

盖瑞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很多经文是慢慢被老师逼着背出来的。“他比我早起来,我去学习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那里,点好了香。然后就敲铃,叫我开始背诵。”经文在心里,更多的悟,还是靠自己小小的洞悉,“就像明白一个笑话为什么好笑一样”。他不会去讲大悟,因为研习得越多,会觉得自己才刚刚开始,“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日本给了盖瑞太多小悟的机会。他经常去京都菜场买菜,那里有很多老派京都人,说话用传统方言,他每次买完菜,他们都会使劲地谢谢他。有次他买了一把青菜,那个卖菜的老年妇人,用了十句谢谢。盖瑞找到自己的禅修师傅说,如果别人谢谢了很多遍,那谢谢还有意义吗?师傅说,不用担心,只要自己体会感谢别人的时候是真心的,就足够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课。”

不过看盖瑞的描绘日本的诗歌,还是感觉他和我们所知道的佛教徒区别很大。他写相国寺寒冷的门廊垫子,写京都深夜的酒吧女郎和她钓到的男子,包括古寺里乳房松弛的女人们。还有京都三月的轻盈雪花。

北岛说,盖瑞信仰的佛教是知识分子式的,重实质不重形式,而且兼收并蓄,并不极端。他觉得佛教高于他以往相信过的各种左翼观念。去日本前,盖瑞已经是“垮掉的一代”的发起人之一,去日本后,大部分“垮掉的一代”的活动他都没赶上,不过1967年,北岛说,他从日本回来后,给正在垮掉的一代带来了新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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