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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采矿证的15年争夺

2012-04-12 15:43 作者:陈晓 王珑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15期
围绕黄土高坡上一家村庄煤矿采矿证的15年争夺,其间3次易手,至少涉及5次诉讼,造成20多人死伤,几亿元投资沉淀其中,但煤矿真正的开采时间还不到3年。

采矿证的价值

2006年初,当香港东方明珠创业公司(以下称“东方公司”)筹划一笔4亿元的交易时,它便开始了一趟冒险的淘金之路。需要投资的实体素未谋面——那是一个在山西吕梁山沟里的煤矿,距离东方金融之都香港约几千里。公司从来没有在内地做过这类型的投资,合作方看起来不善经营——这位来自太原的企业主,以往的经营史劣迹斑斑。“他不会做生意,手底下几个公司都负债累累,包括那个煤矿。”一位曾参与此项交易的管理人员对本刊记者说。

一张采矿证的15年争夺

白家峁村的村民以祖辈生长于此的朴素情感和逻辑认定:村庄地界内的煤矿都是村庄的财产

但东方公司仍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决定签订合约,投资4亿元人民币受让那家名为“山西三兴”的煤焦有限公司100%股权。这笔陌生的交易如此迅速发生的强大信任与推动力在于一张薄薄的证书。东方公司后来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上这样解释:“该4亿元投资的主要依据是山西三兴具有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这张证号为1400000633097的证书约半页A4纸大小,上面最重要的数据是,井田面积:5.025平方公里,年产量:60万吨。

从2002年开始,煤价就从低谷时的30~40元/吨进入上涨期。工业化对能源的需求,在煤炭业上最直观的表现是,煤价以一月一价,甚至一天一价的涨幅攀升。2006年,国家宣布放开电煤价格,表明煤炭价值在未来还有看涨的趋势。这张采矿证上位于山西临县白家峁村的煤矿产主焦煤,煤质好,有4#、5#、8#、9#四层可采煤,每层的煤炭厚度可达到2米多。这决定了它能持续贡献源源不断的开采能力。

但以上只是采矿证价值最常规的计算方法。东方公司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这意味着它有更多使用资源的办法和思路。在合作协议上,东方公司的主要责任并不是经营。全资买下煤矿开采权成立合资公司后,它将40%的权利信托给了原交易人——山西三兴的老板,由他继续经营。合约里对东方公司的义务规定是:本协议交易完成后,合资公司将向境外金融机构融资2亿港元,并尽快在香港或海外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而东方公司将联合其他财务顾问,负责统筹安排各项事宜。从2002年起,股市上就有“眉(煤)飞色(有色金属)舞”的说法。一旦走上资本市场的舞台,这堆埋藏在遥远山沟里的黑金能兑现更大的价值。

一张采矿证的15年争夺

这些村民房屋的下面便是煤矿

这是采矿证更便捷套现的方法,但也隐含着风险——这些允许私人开采的煤矿权利是割裂的。采矿权可以单独用来交易,但当它与煤矿其他权利拥有者发生冲突时,常常会让某一个环节上的投资者陷入一个无法摆平的乱局。一个煤矿包括财产权、采矿权和经营权。资源业主国家顾不上这些零散的资源,但也不放心交给个人,因此在本世纪以前,采矿证还是村庄的专属物,私人不能办理,但村庄并没有开采和经营煤矿的资本。因此,对临县的30多个不算大的煤矿来说,距离这些煤矿最近的村庄成为采矿证二级供应商,采矿权就是他们的集体财产,它们有权利选择合作者,谈一笔好买卖。

2002年以后,随着煤价上涨,国家开始行使对煤矿的管理权。它用资本和行政审核作为最重要的准入门槛,但煤矿开发中总难缺少的村庄人脉和政府人脉,又让那些并没有开发实力的乡村弄权者,总能找到机会入局。

2006年,白家峁煤矿采矿权的买卖传递到东方公司手里。东方公司声称当初对合资项目进行了可行性调查,重点对山西三兴采矿权,工商注册证的真实、合法、有效性进行了调查核实。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在有效真实的证书之外,这座煤矿采矿权的争夺已经进行了10年。其间至少经过3次易手,涉及3起诉讼,自认是煤矿所有者的村民与一茬茬外来承包者之间的摩擦正在累积,并将在3年后爆发出一场死伤数人的械斗。

一张采矿证的15年争夺

因纠纷而发生命案的白家峁煤矿迄今仍为停工状态

村庄和外来者

刘志斌是白家峁煤矿的第一任外来承包者。这一次承包给他留下了700万元的贷款债务,但他完全不像一个失败的投资人,穿着挺直的深色西服,面色饱满红润,有些稀疏的头发用发蜡抹得根根直立,闪着油亮的光,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刘志斌具备早期煤矿淘金者的一切特征:胆子大,不安分,本地人,熟悉乡土情况。他曾经是临县工业局的公务员,虽然一直保持公职,但在国家鼓励公务员下海的年代,他就脱离了琐碎乏味的机关工作,与人合伙开加油站、修路。在煤炭局没有成立前,工业局主管县里的煤矿,因此刘志斌对临县的煤矿资源非常熟悉。“临县有5家国有煤矿,其中3个的年产量是9万~10万吨,算当地煤矿业的大型企业。还有近30个村管或者乡管煤矿。这些非国字头的煤矿,年产量在3万吨以下。那时煤炭价格只有30~50元/吨,买家还经常赊账。主要供给周围的一些焦化厂,销路也打不开,煤矿大多亏损。”刘志斌对本刊记者回忆。

白家峁煤矿在这个低迷期的历史是这样的:村民成平顺承包了煤矿,从多年前遗留的矿口向下采煤,村里人形容像老鼠挖洞一样,挖到一点儿算一点儿,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起,更无法履行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每年给村里6000元钱。因此他受到村庄的“围剿”。村里妇女当面辱骂他,往他院子里扔土块石头,晚上还经常叫他去开群众批斗会。成平顺不得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搬离了村庄,煤矿自此停工。

一张采矿证的15年争夺

白家峁村人口已达800人,他们都希望能从煤矿中分红

早期的煤矿经营者大多有这样不顺遂的经历,但在低迷时期接手煤矿也有好处。“当时没有资源价款的说法,资源是无偿占用的。而且我想资源总是不可再生的,矿在手里,迟早有一天市场会好起来。”本着这个朴素的想法,1997年,当刘志斌神通广大的合伙人可以拿到一笔扶贫贷款,但需要一个申请立项时,刘志斌给他出主意说:“干煤矿吧!”

吕梁是一个著名的贫困山区,也是国家扶贫政策的扶助重镇。但国家的好意总是很难被穷人们接受。一位50多岁的当地村民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小时候我家里穷得连衣服都不够穿,冬天冷得可怜。后来国家拨了批扶贫布分给村里,怕不要钱大家会哄抢,就说每家按需要领布先用着,以后再还。我爸不敢要,但我妈胆大,去领了好几匹,给我们做过冬的衣服。后来国家根本没让还,我们家白得了那些布,胆小的人就吃亏了。”

扶贫贷款是国家善意在贫困乡村中另一种水土不服的方式。村民们对贷款这种陌生的金融工具更有恐惧感。“当时没多少人敢贷,用扶贫贷款做的一些项目工厂,也尽是亏损。只要有关系,立个项目就能贷到款。”刘志斌对本刊记者回忆。这些可以凭胆量和关系轻易获得的贷款,成为第一批外来者介入村管煤矿的资本。刘志斌和合伙人以“临县双勇煤矿”的名义立项,分两笔得到了总额1000万元的扶贫贷款。白家峁村迎来了第一批外来的承包者。时任村支书的成金狗记得,引荐他们的林家坪镇镇政府的人说,“这次来了个有钱的”。

但刘志斌与煤矿的故事就此接近尾声。这个游戏中的权利与责任是分离的。总有一些人等不到分享利益的一天,只是为承担责任。刘志斌就是如此。那笔700万元的扶贫贷款签的他的名字,在与白家峁村签订的煤矿承包协议上,他是法人代表。但除了他自己的讲述,采访中再没有其他个体提到他。实际上,帮助完成这一系列借款和承包手续后,他就从煤矿出局了。真正的操盘手是那个有能力获得贷款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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