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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的两面(3)

2012-04-06 12:04 作者:陆晶靖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14期
也许悲观主义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乐观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乐观和信心可以让人们更快地做出行动,促使更多的改变发生;而悲观和怀疑的意义就在于思考:这些改变究竟应不应该发生?

美国《读者文摘》刊登过一篇署名大卫·霍赫曼的文章,文章里说:“我就像一个奥斯卡奖得主发表获奖感言那样,感谢起身边每一个人。我感谢杂货店里的收银员和儿童游乐场上的每一位家长,我还用便利贴提醒自己第二天需要感激的对象──邮差,还有儿子塞巴斯钦的托儿所老师。但是,这样全速感激下去,很快我就不行了。研究者称这种现象为‘死守诺言效应’。我把这项困扰告诉了塞利格曼,他说:‘感激过了头,就失去了意义,甚至更糟,变成虚与敷衍。’他建议我选择性地感激,把重点放在从未感谢过的人身上。”原来感谢不用发自真心,还要特地选择对象,这又是“改变观念”的另一种说法。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卢博米尔斯基甚至开发了一款叫“live happy”的App,起初在苹果商店挂出的价格是9.9美元,在有很多人反映这个程序容易导致死机、意外退出后,降到了0.99美元。

乐观主义的两面

更坏的情况是,成功学和积极心理学会给人造成强迫症的感觉。这一点在病人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1955年,美国医生亨利·K.贝彻提出了“安慰剂效应”,即当病人相信自己的疾病会得到治愈时,即使接受的治疗在客观上并不具有效用,症状却得到缓解和消失的现象。安慰剂效应的存在与否,目前存在争议,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积极的心态会帮助治愈疾病。病人可能是最功利的乐观主义者,他们都被要求或者自发要求保持乐观的心态,一种世界观被改造成了医疗手段,他们很辛苦,在忍受着疾病的同时还要微笑,因为所有的话语系统都在告诉他们,乐观的心态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处,仿佛好消息是千斤顶,能抬起他们沉重的肉身。耶路撒冷沙雷·泽德克医疗中心的内森·切尔内伊医生说:“我们喜欢认为我们已经有了对付癌症的办法,我们喜欢认为我们已经控制了癌症,但是事实真相是,研究似乎表明我们并没有控制癌症。”英国医生厄恩斯特与同事们曾经对11项癌症研究报告做了全面分析,共涉及1500名病人,结果“研究数据没有提供任何表明这种方法可以延长病人生命的证据”。厄恩斯特说。但他认为,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进行这种治疗,因为这样可以帮助癌症病人与自己的疾病做斗争。

加拿大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说,乐观不应该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状态,它源于对自身力量的体认。与积极心理学不一样的是,他的学说更注重个体,换句话说,他认为,乐观来自于旁人无法觉察的个人体验,建立在学习和无数次的练习的基础上。按照他的说法,即使是悲观主义者也会在某些场合和时间变得乐观:他们基于自己一贯的小心和怀疑获得了某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和信心限于领域和各人的认知水平,不像“乐观心理学”的宣言那么万能。足球运动员可能是世界上最需要乐观主义精神的人,他们从来不能对自己在场上所做的事情有100%的信心。即使是巴乔这样的世界巨星也会在决赛里踢飞点球,再好的任意球大师也无法保证自己每球必进。对于那些缺乏信心的球员,教练们常用的办法是把他们以前精彩表演的录像集锦放给他们看。德国足球协会的心理学家米克勒说,一个好的教练会把训练目标拆解成许多小任务,然后看着队员们一个一个去完成,每个小的成功都会影响到以后的进步,这样在球员在场上面临关键时刻时,才有足够的信心。这些小的成功都成为他乐观的源泉。

按照这种观点,世界上就很难有纯粹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了。对于一个人看起来难如登天的事情,对于另一个人则可能很简单——甚至是过于简单。医患关系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巨大的信息不对称,许多病人会对一些小病大惊小怪,而医生则又容易对病人的症状见怪不怪。过分的自信会使乐观精神越来越偏离真实情况。马云说,一个创业者身上最优秀的素质,那就是永远乐观。然而美国2006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35%的创业型中小企业能够坚持5年而不倒闭,但几乎所有创业者都觉得自己不属于那65%的倒霉人群。他们向着市场的雷区冲锋陷阵,眼里只有成功。过头的乐观其实很危险,而且难以纠正,由此加拿大政府对创业者有一项扶持政策,专家团会对企业的组织结构、产品成本和市场前景进行一次统一的评估,然后打出分数。至今为止这类评估都进行良好,得到“D”或者“E”的企业,专家会建议他们直接放弃。但依然有半数得分低的小企业企图强行进入市场,几乎都惨败而归。

我们不应该整天宣扬一种概念化的乐观,却很难怀疑一个人在积累了许多微小的成功经验后得到的乐观精神和信心,问题在于:如何把握信心的边界呢?也许悲观主义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乐观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乐观和信心可以让人们更快地做出行动,促使更多的改变发生;而悲观和怀疑的意义就在于思考:这些改变究竟应不应该发生?在热情膨胀到快要飞起来的时候,也许迎面而来的冷水不见得是坏事。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内曼连写一本书都如此艰难,但他的谨慎显然对一名经济学家来说是可贵的品质。他说:“我是防御型的悲观主义者。”是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就像矛和盾,他们是永远的敌人,也是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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