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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的两面

2012-04-06 12:04 作者:陆晶靖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14期
也许悲观主义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乐观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乐观和信心可以让人们更快地做出行动,促使更多的改变发生;而悲观和怀疑的意义就在于思考:这些改变究竟应不应该发生?

是的,我们可以! 

      对于有些人来说,即使在绝境下,也能展现出浪漫的自嘲和戏谑精神。

罗马时代有一位叫劳伦斯的殉道者被刽子手绑在炽热的烤架上时,依然有心情说笑话:“把我翻过来,我那面真的已经烤熟了。”这就不是商朝忠臣比干能够比的了。另一个例子是,坠楼的乐观主义者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还会说:“还好这楼够高。”在无法决定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情况下,笑比哭能更好地帮人做出决策,或者至少能让人不那么纠结。以色列人丹尼尔·卡内曼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从事“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的有关研究”。——2002年他和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词是这么说的。

乐观主义的两面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外在因素的激励。卡内曼的贡献在于,他倒转了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的关系,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一定会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并且这种偏离是有一定规律的:对未来的心理预期会极大地影响人的行为。他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打算写一本新书,结果写到一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万念俱灰,不知如何继续。后来,他的一个朋友出了8000美元,给他找来四位业内专家组建了一个试读团。这些专家不知道读的书稿出自何人之手,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写就,他们只需要给出自己的一票:这份手稿值得继续写下去,还是直接扔掉?

最终四票都投给了“写下去”,卡内曼大受鼓舞,便写完了书。这本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能送给儿女一项能力,请认真考虑乐观主义。”这是很实际并且很中肯的建议,在如今的生活里,乐观确实有许多可见的优势:人们更喜欢与乐观的人相处,愿意帮助他们,并且相信乐观主义者都会在将来报答自己。乐观者的婚姻生活通常比较和睦,工作中也较少烦恼,也更容易得到更高的职位。科学家、企业家、律师、党魁或政治家,这些人通常都是乐观主义者,而这些人在我们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成功者”。他们甚至活得更长,在我们的医疗话语里,人们都认为,情绪和健康有着虽然难以直接证明,但却必然存在的联系。现代医生常常对病人说,不管情况如何,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即使已经得了癌症。而乐观的人也愿意花时间去了解有关健康的知识,而不是说“反正已经这样了”,所以他们真的极有可能活得更长。很少有医生会喜欢悲观的病人。对于这种人,最大的诟病是:虽然悲观主义者通常都能看到事情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一面,但他们却只止步于此,不去做点什么来阻止坏事发生。因为他们相信,即使做了,也不见得比不做更好。悲观主义者在夕阳下叹息的时候,乐观的人在吃药、跑步,彼此都觉得对方可笑。

卡内曼说,极少有悲观的人会选择创业。他们会首先去看统计数字,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夭折的企业占了大多数,之后就把自己当初的信心抛到一边去了。所以他说,乐观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发动机,选择投资的人一定是能够看到一个更好的前景,这样钱才能流动起来。不过这种乐观会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人们在这种危机中受到挫折的不仅是钱包,还有一贯以来的信心,他们会手足无措。乐观主义者通常会低估潜在的危险,这样他们才能更果断地做出决策,也更愿意冒险。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赌场,假设你在赌场玩21点,手里有一张“10”和一张“3”,庄家在看着你,你会怎么办?大多数人会选择冒险,因为悲观的人怎么会来赌场呢。结果要到了一张“9”刚好爆掉,没关系,只是运气不好。可是几乎所有的赌场都会把回报率压低在1/2以下,从大趋势来说,庄家一定会赚钱。那么,为什么在蒙特卡洛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永远有那么多人呢?是他们不知道这简单的1/2数学原理吗?这可能更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一方面,人们相信自己能赢;另一方面,他们也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在输了一定数量的钱之后会老实回家。赌徒的盲目性在于,他们从来都是只考虑事物好的一面,并且很少去量化这种百分比。

乐观主义的两面

丹尼尔·卡内曼虽然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个心理学家

英语“乐观”optimism的词根是optimal,即“最优”,而怎么可能事事最优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对人生悲观失望,但在赌场上却乐观了一辈子。1865年,在德国维斯巴登,他输了一大笔钱,连旅馆费也付不出,不得不向赫尔岑、屠格涅夫等人求助。就在这年他开始写《罪与罚》。他在《赌徒》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把20美元押在偶数,赢了,于是我把所有赌注都押在同一地方。啊!又赢了!连赢数局后,手上已有400多美元。‘该回去了!’我想。然而,一股奇妙的欲望涌起,像要挑战命运。我把身上所有能输掉的钱拿出来,一共800美元。我下注,输了。也许心有不甘,我把身上仅有的也押下,很不幸,我又输了。身无分文,才茫然地离开……”说他不长记性,可一个总想赢钱的人怎么会长记性呢?

伦敦大学的塔利·莎罗特一直在从事和乐观有关的神经科学研究,她相信乐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征。这种特征基于人类的大脑构造,她甚至想过开发一种药物,帮助那些天生悲观者在必要的时候稍稍影响一下脑部神经回路,变得兴奋和乐观起来。她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实验者轮流向80个受试者展示和不幸有关的事物,例如汽车残骸、房屋碎片、烧焦的物品,甚至破相的照片,受试者被要求在当时就做出反应,评估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就在反应的瞬间他们的大脑活动结果被机器记录下来。当受试者说:“万分之一”或者“根本不可能”的时候,脑叶的某个区域出现了强烈的活动。半个小时后,同样的实验又重复了一次,大多数受试者都修改了自己的评估数据——发生不幸的可能性被他们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评估数值都远远低于不幸真实发生的概率。由此莎罗特猜测,在有些事情上,所有人都处于乐观的状态,并且这种乐观有其生理上的根据,非常坚固。当悲观的、不幸的消息被大脑接受时,它们不会引起大脑的强烈反应,并且很快会被忘记。在一个有限的时空内,从大的方面看,一切总是在向前,更快,更高,更强。在细小的事情上,所有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能处理力所能及的生活琐事,伸手一定能够摘到苹果,买票一定能够上车,就算地沟油都进了政府食堂,空气污染已经肉眼可见,人们还是能在家里做饭和戴上口罩。至今为止,人类还没有遇到太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在这些事情上丧失了确定性,那么这个世界就几乎无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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