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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及成果

2012-04-05 13:11 作者:陆晶靖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14期
艺术家和许多知识分子喜欢思考,其中许多人甚至以思考为生,他们往往为其思考的内容而感到痛苦。这种不幸福容易变成一种长期状态,变成其存在的依据。

海涅最有名的诗《罗蕾莱》是这样开头的:“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是这样的悲伤;一个古老的传说,萦回脑际不能相忘。”下面就开始讲述罗蕾莱的故事,一个金发女妖用曼妙的歌声诱惑莱茵河上的船夫,使他只顾歌声,忘了前方的漩涡。这个传说很像希腊神话里塞壬的故事,却一喜一悲。塞壬的魅力最终只为衬托奥德修斯的冷静与机智,而《罗蕾莱》却使“我”无能为力,为这个传说感到悲伤。最终只是:“唉,波浪不久就要吞没他的人和桨;这都是罗蕾莱,又用歌声在干她的勾当。”主人公一次次旁观灾难发生却无力改变,这是一种哈姆雷特式的困境。

持悲观主义论调的人容易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会觉得只有自己才看清了世界的本质——人们很容易想起类似鲁迅的那种烦恼:人们沉睡关在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悲惨。叔本华在《爱与生的苦恼》里说:“善德,即所有幸福和欢乐,不过是否定性的东西,不过是对痛苦的根除和欲望的取消,这就是说,我们总发现快乐实质上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多,而痛苦却总是比我们通常预想的多百倍。”他们在日常生活里不怎么招人喜欢,因为他们经常皱着眉头或者是一副说教脸孔,但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却广为传播,读者更愿意在比较远的距离外尊敬他们。保罗·瓦莱里说,知识分子不但不会陷入精神的虚无,还把绝望变成一首歌。

苏联作家左琴科以讽刺和幽默小说闻名,但他年轻的时候甚至吃药来治疗忧郁症,他自称两年内吞下了半吨重的药粉和药丸。“我知道有不少人对生活抱着乐观的,甚至是欣喜若狂的态度,然而我瞧不起那些在生活的鄙俗、刺耳的音乐下兴致勃勃跳舞的人。这种人在我看来还处于野人和动物的水平。”他在《幸福的生活》里用了大段笔墨回忆自己忧郁的青年时代,在他看来,一个作家根本就不应该乐观。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以壮声势:忧郁的气质有助于深刻思考,并伴随着才华。1926年,他的写作生涯正处于顶峰,光选集就出版了17本,次年总销量达到495万本。可是就在这时候,他说:“在我的书中有笑,在我的心中却没有。”他说:“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才使我这么忧郁的。”他开始思考摆脱忧郁的办法——尽一切可能回忆自己的童年,用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的理论分析自己,虽然他的引用不是很恰当,理论环节也有不少破绽,可据他自己说,他治好了自己的忧郁。悲剧性的是,当他自认为成了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年后,遭到了苏联文艺界的批判。他持着乐观态度,要求斯大林看看他的书,觉得一切都会改变,可他不知道,在幕后要求批判他的人恰恰就是斯大林。

除了左琴科的自我分析法,另一种摆脱忧郁的方法即如托马斯·卡莱尔所说:“劳动吧!不要绝望!”歌德也坚持这一想法,他写过一首《致美国》:“美国,你福星高照,比我们旧大陆的人命好……在这风云激荡的年代,你既没有无用的回忆,也没有徒劳的争辩。”劳动成果是对怀疑最实际的反驳,但如何劳动却是个大问题,让知识分子去种蔬菜和粮食真的有用吗?歌德的《浮士德》是对他自己这首诗的反驳。浮士德走出思想的书房,在梅菲斯托的帮助下改造世界,可他就像个扫把星,甘泪卿和他相恋之后死了哥哥,自己精神错乱之后死去;他和特洛伊的海伦结婚,生的儿子夭折了;他想移山填海,建造人间乐园,吓死了一对住在当地的老夫妇。最后他也被忧愁的妖女一口风吹瞎了眼睛,在魔鬼就要带走他的灵魂的时候,反而是纯洁的、本能的、不擅思想的甘泪卿代表上帝拯救了他。

不是所有的浮士德都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国外的伟大作家和艺术家,很多人都因为对自己的塑造而选择离开世界。莫泊桑、茨威格、法捷耶夫、芥川龙之介、凡高都自杀了,他们的个性我们不太了解,可是写《热爱生命》的杰克·伦敦给自己注射了过量吗啡,不能被击败的海明威朝自己开了枪,这种离去也给他们的作品罩上了一层悲剧的光环。很多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因为缺乏灵感或者生活困苦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面前感到持续的无力,唯一的反抗手段也因为受到世界的冷漠而显得更像一个笑话。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有比忍受命运多舛更高贵的灵魂吗?有比反抗苦难人世更高贵的灵魂吗?死了,仅仅是睡了。终于在睡眠中停下来可恶的心跳,有什么结局能比这样了结传承而下的痛苦更让人渴求呢?……”他为自杀辩护,但他终于是在手刃仇人后才闭上了眼睛。

连尼采都差点因为失去莎乐美自杀。不过他的超人理想和强力意志倒是部分帮他抵御了这巨大的悲伤,他有一套“强力的悲观主义”:“人要完全彻底享受祸患,认为无意义的祸患乃是最有意思的东西。”在更大的范围内看悲观主义,又能发现新的意味: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被看成是欧洲文化悲观主义的代表作,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末路。可是这种悲观在汤因比看来,正是常态,世界文明有多种形态,岂不正好此起彼伏。

有些作家悲观到了头,也觉得没有意思,又开始强行振作想做些实际的事情。鲁迅在1918年呐喊“救救孩子”,到了1924年又写《在酒楼上》。他在杂文里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无路可走”,可是他到了晚年,在“一个都不宽恕”的时候,又开始羡慕苏联,说“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大概人生总要些希望才能够支持着走下去,而他自己的命运,早在1924年的《影的告别》里就有了预示:“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如此看来,无论悲观还是乐观,有固定的世界观总是安稳的事,两间彷徨,才是最苦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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