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政治抱负：法国视角（3）

尽管如此，国家与市场空间的错位，仍将潜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内部。2011年11月，时任希腊总理潘帕德里欧决定对第二轮欧盟救助方案进行全民公投，以确定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他试图体现，“民主的政策高于市场的需求”。就在这耗时的政治程序尚未启动之前，市场波动已经在几分钟内以股市大幅下滑做出了回应。最终，希腊不得不在法德领导人的压力下放弃公投。12月，当德法提出修改《里斯本条约》，加强财政纪律，并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支持之际，英国以维护本国预算主权和保护伦敦金融圈为由，一票否决。德国整顿欧元区财政秩序的雄心由此受挫。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多米尼克·戴维（Dominique David）这样向我们概括：“27个国家（很快将变为28个）共识的决策办法，在上世纪90年代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已确立。但这种缓慢的决策模式已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在没有统一财政政策的货币联盟内部，各国无法通过简单的汇率工具——本币贬值，来调节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2008年，遭遇其经济史上最沉重金融危机打击的冰岛通过本币贬值，极快地恢复了经济地位。而欧元区国家只能选择财政紧缩和通缩（比如降低工人工资）组合来解决。希腊的一轮轮街头抗议和骚乱已经衡量了紧缩与通缩的政治成本，而这一政策的经济代价，如购买力与投资的减弱、经济衰退和失业，则会随时日凸现。这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德国经济学家汉斯－维尔纳·辛恩曾估算，迄今唯有爱尔兰成功调解了相对工资，在过去5年中，将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下调了16%，而希腊必须要下调31%才行。2011年，据经合组织估计，西班牙第三季度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了1.3%，德国下降了0.3%，然而，整个欧元区的劳动力成本却上升了1%。

当欧洲民众为中国工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而忧惧时，政治精英们非常懂得，这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资本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中寻求最低成本的必然逻辑。“随着中国工人要求涨薪，法国企业现在已开始转向，将工厂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越南、白俄罗斯、孟加拉国与马达加斯加，其目的地不一定再是中国。”法国《解放报》资深记者皮埃尔·哈斯基（Pierre Haski）对我们说。但不可避免的是，欧洲国家的财政收支平衡被巨额贸易逆差的累积所打破，最终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债。缺少就业机会的年轻人在与祖父辈辉煌的对比中愈加深陷绝望。“直至50年前，200多年的殖民史，使欧洲国家享受着殖民主义、贸易和生活水平的强势，但如今，这一切已经被新的全球化推翻。虽然欧洲在科技文化上仍居于领先地位，但却无法像50年前一样，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所获得的利益来为公民的高质量生活提供保证。”多米尼克·戴维说。正因如此，“年轻人不再记得，欧洲建设对于70年无战争的和平状态与欧洲经济繁荣的意义”。

然而，欧元仍承载着一种希望。2008年，欧洲政治家在全球化遭遇的第一场危机中，看到历史转折的机遇。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外交顾问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erdrine）曾在其《面对超级强国》一书中提到，当欧洲大陆在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后擎起多边主义复兴的旗帜时，国际社会并不热心。直到以低利率贷款为基础的美国增长模式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欧洲人才看到了终结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的可能与多极世界的萌芽。欧元就是这多边主义复兴的一部分。它的抱负，是突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霸权，而它所依托的模式，是在民族国家与市场的空间中寻求统一的表达。阿涅斯·贝纳西·盖雷如此告诉我们：“5年后，如果欧元仍然存在，它将建立欧洲债券市场，发行欧洲债券。”这一市场将最终推动欧元成为世界储备的新货币，从而“建立一个能与美国债券市场抗衡的欧洲债券市场。只使用美元的世界货币经济是不可靠的，而目前，最可能成为美元替代性选择的，就是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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