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 > 热点 > 正文

再修刑诉法:权力配置的均衡寻找

2012-03-21 14:44 作者:王鸿谅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12期
按照惯例,修正草案从去年8月30日起放上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截至9月30日,一个月收到的意见超过8万条,是此前《刑法修正案(八)》的10倍,其中修改意见占1/5。这种关注参与度,对于立法机关来说,也是一种压力,他们的评价指标是“400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时候,如果丢了超过400票,就意味着社会对立法的不满。最后的结果表明,在400票边缘游走的依旧是最高检与最高法的工作报告,对司法的不满超过立法。

立法的初衷

“刑诉法的任务,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不放纵坏人,一是不冤枉好人。”这个朴素的表述来自彭真,他是1979年立法工作的领导者,也是“文革”中深受迫害的亲历者,1978年底刚回到北京。

对“文革”教训的总结和反思,贯穿了1979年这一轮集中立法的全过程,刑诉法也不例外。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释了当时的立法任务:“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讲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应当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确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筹立法工作,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1983年改名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彭真。提交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要先经过法制委员会讨论,审议修改后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重要的还要再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根据《王汉斌访谈录》,法制委员会80人的名单,“当时和以后担任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就有11人”。王汉斌也是其中之一,他是法制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后来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回忆:“我是第一个到法制委员会报到上班的,还没有别的工作人员,我就负责一个个的调人,包括司机。”后来曾任法工委主任的顾昂然是3月8日报到的,他的回忆录《回望》中写道:“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南面二楼大厅办公,我报到时……王汉斌、项淳一正在根据彭真的指示,起草给一些驻外使馆的电报,请他们收集驻在国的法律。”这个新生立法机构的任务,是“3个月制定7部法”。在当年5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制定刑法、刑诉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和检察院组织法,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在闭幕会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刑法》和《刑诉法》,由法制委员会直接抓。顾昂然回忆:“彭真同志对我说,过去我们强调实质问题,不大讲程序,所以,要重视程序,刑事诉讼法可以从该程序方面保证刑法的实施。”国外的法律是可供参考的知识来源,但更重要的现实国情,还是立法者们对“文革”的亲历和反思。关于刑诉法的任务,最终写入法律的表述,由彭真亲自修改,从单纯的“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确定为“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1979年的刑诉法,在追求实体真实的精神之下,完成了公检法的权力配置和控辩审的诉讼结构构建。主要内容就是“规定刑事案件侦查、起诉、检察、审判、执行程序的原则和制度,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职权和工作关系,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有关证据等问题”。它确立下来的基本原则包括: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审判案件公开进行等。

具体到草案条文,立法者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是证据问题,这是定罪判刑的基础。顾昂然回忆,“彭真同志在审查时,亲自把‘搜集’改为‘收集’,在证据前面加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为什么改?“因为‘文革’中往往是首先定框框再去搜集证据,是主观的,‘收集’是客观的,不是去制造,而是把客观事实‘收集’起来。”一个是诉讼期限问题,它涉及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原来的草案规定的侦查、起诉、审判时间太长,王汉斌回忆:“当时计算了一下,不管被告有罪无罪,只是一审即要关押半年到11个多月,如果加上二审,就要一年多。”这个漫长期限,在彭真看来,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能容忍的问题”。在最终定稿里,关押审讯时间缩短为4~6个月。

回顾1979年的那一轮立法,除了立法精神、法律条文本身的字斟句酌之外,更重要的是与之相配的司法环境。为了保证法律的实施,中央专门发出了著名的64号文件——《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王汉斌回忆,1979年7月7日,胡乔木同志写给彭真同志并转胡耀邦同志的信中说:“刑法、刑事诉讼发公布以后,建议中央发一指示,着重说明各级党委要保证两法的严格执行(这是取信于民的大问题),并提出其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因为法律条文很多也很难懂,哪些与党委过去习惯做法不合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附件所说的党委批案是其中之一,而且积重难返、非特别纠正不能解决的问题。特此建议,当否请酌。”7月9日,彭真和胡耀邦都在信上做了批示,很快就由中央办公厅起草了这个文件。

彭真的讲话对此有清晰的论述:“党委还要不要审批案件?一般案件党委不要批,批那个干什么!党委工作那么多,那么忙,案卷那么厚,你又不能看或者不能全看,别人跟你那么一说你就批,很容易出错误。党委何必多此一举。法院有审判委员会,检察院有检察委员会,可以讨论、处理重大疑难案件。当然,这不是说党委对任何案件都概不过问。对于有的重大复杂的案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纠缠在一起的案件,没有党委或者中央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公检法怎样很快弄清楚事实真相和正确处理呢?此外,如果党委发现冤假错案,就是一般案件,也必须责成和督促司法复查处理。”

法大还是党大?1979年彭真的许多报告里都能找到明确答案:“法大”。他说:“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它就是从法制方面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绝不是什么以法抗党,向党闹独立性。”

阅读更多更全周刊内容请微信扫描二维码下载三联中读App,注册就有红包哦!

版权声明:凡注明“三联生活周刊”、“爱乐”或“原创”来源之作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未经三联生活周刊或爱乐杂志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刊、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或“来源:爱乐”。违反上述声明的,本刊、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已有0人参与

网友评论

用户名: 快速登录

《立冬》现已上线即刻前往 App Store 搜索“三联生活节气”体验更多精彩。

《霜降》 《寒露》 《秋分》

微博@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lifeweek
扫描下载三联中读App
三联中读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