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特别报道 > 正文

中华书局风雨百年路(3)

2012-03-14 11:31 作者:李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中华书局100年的历史,也是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重整旗鼓

走出危机后的中华书局重整旗鼓,由此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也推出一部部日后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中华大字典》、《辞海》是中华书局编纂的两部大型工具书。《中华大字典》是辛亥革命后最早的一部重要辞书,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收字最多的字典。自1915年出版至今,多次重印。《中华大字典》总结吸收了《康熙字典》以来200年文字学研究成果,增收了近代方言和翻译中的新字,共收字46867个,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辞海》,是我国唯一一部综合型大型辞书,其编纂更是经百余人先后20年的努力,自1916年始,至1936年才得以开始发售上半部。《辞海》的出版得到读者欢迎,至1947年各种版本销售超过百万部。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精通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于1913到1922年主持编印了《四部丛刊》初编。而从1920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编辑《四部备要》。1921年,聚珍仿宋印书局加盟中华书局,使其品牌实力进一步增强。聚珍仿宋印书局是著名金石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与弟弟丁善之创办的。丁氏兄弟费十余年之心力,创制了“聚珍仿宋字体”——现在我们电脑中使用的仿宋体即来源于此。以聚珍仿宋体排印、丁辅之亲任监造的《四部备要》,也因选书精要,文字古雅而被称道。茅盾先生后来总结:《四部丛刊》是“善本派”,《四部备要》为“实用派”。“《四部备要》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掀开古籍整理的新篇章。”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告诉本刊。

中华书局上海福州路大厦(1916年落成)

中华书局上海福州路大厦(1916年落成)

除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是另一项巨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古代类书,号称“古代百科全书”。清雍正六年(1728)仅以铜活字排印了64部,后来罕见传本。1933年,中华书局以1万元价格购得底本,在加工修整制版等方面不惜投入,在1934年开始影印出版。“在原书几近绝迹的情况下,中华书局的这一出版行为,确实具有文化抢救的意义。”武汉大学教授吴永贵说。为了便于读者购买,中华还将原书5000册缩印为800册,售价低廉,使得这部珍贵的文献为广大读者所使用。解放后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为他配置的书中,《古今图书集成》名列其中。“《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成为中华书局古典文献书籍的著名品牌,这种品牌效应,一直延续至今日。”

“照理说中华书局是做‘古’的,但中华的‘古’是一种非常新的‘古’。是在新思维、新视野下的整理国故。”著名历史学者、北大教授李零向本刊这样评价,“中华书局是民国的产物,它以求新为目的,其出版作品反映的都是废科举以后新学崛起的情况,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虽然两家一直是竞争对手关系,但是它们在那个历史时期都承担了启蒙的工作。”

五四运动时期,中华书局积极热情地为这次新文化浪潮推波助澜。陆费逵请来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学会”的加盟,加强了中华书局策划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编辑力量。李达、张闻天、田汉和后来主持《辞海》编辑以及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的舒新城都是会员。在他们影响下,“五四”运动前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旧译名)、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等中外政治、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专著第一个中文译本是严复所译,译名为《原富》;后世通用的“国富论”一名,即始自中华书局出版的此译本。

中华书局形成的良好品牌效应,吸纳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各界人才,比如梁启超、沈雁冰、马君武、李达、张闻天、潘汉年、叶圣陶、朱自清、田汉、舒新城、金兆梓、钱歌川、徐志摩、陈伯吹等。在中华书局对近现代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出版方面,以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最为著名。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到抗战前夕,可以说是中华书局发展的黄金时期。

陆费逵主持的中华书局不仅对书刊内容有崇高的追求,而且在书刊形式上也精益求精,十分讲求印刷技术和印制质量。陆费逵说:“印刷为文明之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们印刷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所以在硬件设备上,陆费逵一向舍得投入。中华书局拥有当时最精密的现代化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凭借一流的印刷设备,其印制的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画集以及刘海粟编《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精美画册,质量堪称世界一流。

因为拥有一流的印刷技术,中华书局也承接了许多特殊的印刷业务,诸如为纪念《申报》50周年而出版的我国第一本全国地图集,经各同业制出样张评选,最后由曾世英先生决定交中华书局印制。直到现在,上海中华印刷厂仍然是全国印制地图重点厂之一。除此之外,还接印了广告和烟草公司卷烟包装的印刷。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中华书局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除了传统出版、印刷业务外,还开办文化补习学校,成立教具制造厂,发行所还兼营文具仪器、标本模型、运动器械、教育用具、风琴乐器,以及玻璃器、陶器的文房四宝等。随着事业发展,至“七七事变”前,分支机构有40多处,抗战胜利后还设立台湾分局,网络遍及全国各地。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父亲从友人那里听说‘维持会’将公布的名单里有陆费逵的名字,他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了,决定立即在名单公布前离开上海。”陆费铭琇回忆。她还记得父亲同母亲商量,是自己先走还是一家人一起走。1937年11月5日,陆费逵带着全家一同去了香港。此后,中华书局大批员工撤到重庆、成都,在当地设厂印刷,客观上带动了后方的印刷技术的提高。

1941年7月9日上午,56岁的陆费逵在香港突然去世。“陆费逵去世后,书局的经营方针有所变化。它利用其印刷能力,承揽了大批印钞业务以及有价证券的印刷。纱布、面粉交易所成单、地方官钱局钱票、公债票,直至发展到邮票和纸币印刷。”徐俊介绍。解放初期,上海中华印刷厂也是印制人民币的工厂之一,至1950年5月才告结束。

阅读更多更全周刊内容请微信扫描二维码成为中读VIP,阅读期期精彩内容!

网络编辑:晓晨

版权声明:凡注明“三联生活周刊”、“燃Ran”、“爱乐”或“原创”来源之作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未经三联生活周刊或爱乐杂志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刊、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或“来源:爱乐”。违反上述声明的,本刊、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立冬》现已上线即刻前往 App Store 搜索“三联生活节气”体验更多精彩。

《霜降》 《寒露》 《秋分》

微博@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lifeweek
扫描下载三联中读App
三联中读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