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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风雨百年路

2012-03-14 11:31 作者:李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中华书局100年的历史,也是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民国“新生儿”

1912年1月1日,上海福州路东首老巡捕房对门的楼房下,一个只有三间店面的小书店开张了。创办者是出版界的三个年轻人——商务印书馆的陆费逵、戴克敦和文明书局的陈寅。这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别具意义的历史时刻,陆费逵为民国“新生儿”取了一个充满时代感的名字——中华书局。

陆费逵

陆费逵

中华书局的核心人物陆费逵年仅26岁。陆费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1886年9月17日生于陕西汉中。“陆费”是个复姓。很多人曾以为他姓陆,名费,字伯鸿,因而有称之“陆费伯”、“费伯”或“陆伯鸿”。为此,陆费逵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解释。

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和出版人的陆费逵,一生并未受到多少正规教育。他后来形容自己“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父亲是靠着超人的顽强毅力自学成才的。”在北京三路居的居所里,87岁的陆费铭琇向本刊回忆起父亲,仍充满敬意。陆费逵17岁步入社会,但自修读书的好习惯一直保持下来。每天在工作之余,他都要抽出时间看书读报,学习外语,练习写作。对知识的兴趣与渴求,为他后来成为出版家积累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买书困难——一方是经济困难,一方是购书不易——大家想开一家贩卖书籍的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1904年,18岁的陆费逵与几个同学集资1500元,在武昌横街租了间房子,开办了一家名为“新学界”的书店,陆费逵任经理,没想到这也由此成为他后来一生事业的起点。

陆费逵(左五)等在凹版印刷大电机前合影

陆费逵(左五)等在凹版印刷大电机前合影

彼时交通发达、商业兴隆的武昌,也是受革命思潮影响颇深之地,“新学界”所售之书中,也不乏《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这样的进步书籍。年轻的陆费逵深受这股思潮影响,并在1905年加入刘静庵等人在武昌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不久,他辞去书店工作,在汉口《楚报》任记者和主笔。短短几个月间发表了大量文章,讥评时政。“因为批评清政府腐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查封《楚报》,他也被通缉。他的一个同伴已经被抓走。父亲后来说过,当他得知消息时,鞋都来不及穿,一双拖鞋踏上轮船到了上海。”陆费铭琇说。

在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交汇的上海,陆费逵很快找到了立足之地。1906年,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工作。文明书局是上海一家影响较大的民营出版机构,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在文明书局一年多时间里,陆费逵担任多项职务,经常出席书业公会,结识了许多出版界著名人士,对我国书业的发展现状,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长期专注于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的学者周其厚教授告诉本刊。

彼时,在上海滩的出版机构当中,商务印书馆是最有实力也最有影响的一家。其国文部部长高梦旦参加书业商会时,结识了陆费逵,几次谈话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为经营书业编辑、印刷、发行相互联系,但往往发行人员不懂印刷,印刷人员不知发行,能编辑的又不知发行和印刷,陆费逵既能操笔编书,又对发行印刷有所研究,所以高梦旦把陆费逵作为人才向张元济举荐。1908年秋天,22岁的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任国文部编辑员,是最年轻的一位。短短半年后,他便被任命为出版部部长、交通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共关系部)部长。据研究商务史的专家汪家熔说,在商务印书馆内兼职的人,都是极受重视极为能干之人,而陆费逵兼着三个部长的职务,工作能力之强以及所受信任之深可见一斑。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是维新运动所导致文化和教育变革的一个结果。其掌门人张元济曾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与康有为同日受到过光绪的接见。变法失败后的张元济绝意仕进,把所有心血投入了出版事业,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成立以来,教科书一直是主要业务。”周其厚说。1904年,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其后又编了高小、中学教科书。

教科书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这也正是陆费逵的兴趣所在。当年他闯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开办一所学堂,虽然仅存在了8个月,但他对教育的关注一直没有转移。“父亲后来在日知会参加革命时,发现同事间由于修养问题,互相勾心斗角,他意识到,即使革命成功了,如果人的素质不改变,革命也是不成功的。而改造国民素质,就要从教育抓起。”陆费铭琇说。

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杂志》的主编,精明的陆费逵借此渠道,结识了许多教育界人士,顺势推广商务印书馆的课本及各种业务。他在杂志中夹带读者调查表,学校填写之后,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年的杂志。而这些反馈回来的调查表,更让陆费逵有力地掌握了教育界的动向。

此时的清王朝已经走向它最后的岁月。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陆费逵敏感地嗅到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可是商务出版的《最新教科书》已经多年未变。商务内部一些有远见的人劝张元济应准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的教科书。张元济犹豫不决,“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此种情形令陆费逵心生失望,遂决定“另创书局专营出版事业”。

早在文明书局工作时,陆费逵便编纂过一套新式教科书,因为资金问题未能如愿。这个历史关头,他果断决定进行“教科书革命”。在他看来,如果教科书不革命,则“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陆费铭琇说:“在父亲看来,如果民国建立了,而教科书上还写着过去封建皇帝那一套,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他拉上一批人,其中包括我的三叔,一起编教科书。”

陆费逵选定民国成立的当天为中华书局挂牌,“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此举也在冥冥中使中华书局的历史与一个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

网络编辑: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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