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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重读狄更斯——专访狄更斯评论家、翻译家张玲

2012-03-01 13:22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9期
小说界又开始回归传统,回归叙事,所以曾经过时的狄更斯又被很多人想起来,现在的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更是低潮过后的一个高潮。

张玲

张玲

三联生活周刊:你个人是如何开始阅读和翻译狄更斯的?

张玲:最早的时候,我是看其他人的中译本,还有就是从当时苏联的英文教科书上看到过节选的狄更斯作品,比如《奥利弗·退斯特》、《双城记》。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父亲张谷若开始翻译《大卫·考坡菲》,后来成为经典译作。我帮他做了一些辅助工作,跟他商量一些句子和成语怎么翻,整理一部分稿子,那个时候还读了作家的传记,也应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狄更斯评传的小册子,慢慢对狄更斯就有一些认识了。

那一时期也读了《双城记》原文,觉得从思想到艺术都引人入胜,特别想把它翻译下来。在我心目中这是最好的一部历史小说,因为狄更斯把重大的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经纬交错、纹理浑然地编织在一起了,在构思结构、刻画人物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狄更斯创作这个书的时候已经是晚年,作品风格几经变化沉淀下来。在他最初成名的《匹克威克外传》时期,还是所谓的流浪汉小说,走到一处看见什么就写什么,以一些夸张性格的人物、滑稽的故事做引子来展开,文笔带有新闻记者时期练就的流畅通俗,洋洋洒洒,是一种世情的浮世绘。到了中期的《当贝父子》和《大卫·考坡菲》等,故事就铺陈得更加娓娓动人,景物的壮观磅礴、人物间的亲情、爱情、友情,描写得都很细腻甚至繁复。到了晚期,不论是创作上还是个人生活上,狄更斯的学识、阅历都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双城记》等的风格是庄严、凝重的,蕴含着一种深沉的激情。他在其中所运用的语言也与这种风格相吻合,多用大词、书面语,甚至有古英语的一些用词,就好像中文说“你”、“我”,用“汝”、“吾”这种词。后来我真的有机会去翻译这部作品,真是一点点地把字典都抠破了,因为很多词我平时也很少用到。但翻译这样的作品就像是面对丰厚浓郁的陈年佳酿,而不只是温吞水,特过瘾。比如一开始那句,很多人习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我觉得整部作品文体是比较古雅的,用的词很深重,为了风格统一,斟酌再三,译成“那是最昌明的时世,那是最衰微的时世……”对当代的读者来说,有人不喜欢甚至难以接受,觉得像绕口令,但是我坚持认为,翻译外国古典的文学作品,要注重它是文学作品而且是古典的,不能一味迎合大众,还要力求促进读者提高审美情趣。用现在的通俗语言就丧失了历史感,就像现在有些电视剧里一样,穿着古装说的却是当代大白话,甚至网络词语,我认为那不应该是严肃翻译古典文学作品的译者应该做的。

三联生活周刊: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初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的狄更斯的5部长篇小说。作为当时的翻译大家,林纾为什么选择了狄更斯?

张玲:林纾的翻译行为,应该说是在中国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启蒙改良运动的组成部分。他是自觉地甘愿做一个启蒙者,他说:“我已经年纪老了,我愿意做个每个早晨打鸣的鸡,希望能叫醒我的国人。”

严格来说,林纾是进行了文言文的转述,因为他不懂外文,世界上没有这种翻译奇迹。但他通过与身边一些真正接触了外国文学的留学生合作,他们来口译,林纾再借助自身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文学造诣来编写,共翻译了180多部西洋小说。当然不只是狄更斯,林纾的涉猎范围很广,凡他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的著名小说家都在此列,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甚至连欧洲小国作家都入选了,只要这些外国小说的思想和内容符合他的要求。

虽然是间接接触外国作家和外国小说,但从林纾的译作来看,他对他们有深刻的理解,或许林纾和这些19世纪以来的外国大作家具有某些共通之处,那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眼光应该不是放在少数人身上,而是时时心怀劳苦大众,要想让自己民族的文学、文化能站在世界民族之林,没有这些根本的东西,什么都谈不上。从林纾对狄更斯的评价中也可见一斑,林纾说他“扫荡名士美人之局”,“善叙家常平淡之事”,写的是世情常态,读起来娓娓动人,这些评价直到今天看来还非常精准。英国素来有炉边阅读的习惯,就是在中产阶级家庭或社交圈子里吃饱喝足之后大家围坐炉前阅读朗诵小说诗歌,以此消遣解闷。而狄更斯则明确声言,他的创作主要不是为了供人消遣。我在翻译《双城记》时也曾引用过狄更斯的一句话:“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追求无情的真实,我写作根本不是为了他们消遣解闷。”可见在狄更斯所想表达的思想内容上,和林纾本人很契合,所以林纾选择了多部狄更斯作品,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联生活周刊:狄更斯来到中国已经上百年,其作品为中国读者熟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对他的接受大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张玲:中国对狄更斯的介绍有一个过程,从林纾开始,一直到40年代,学外文的人比较成熟了,研究外文的人也比较成熟了,对狄更斯作品的集中翻译达到一个高潮。那一时期研究他、喜欢他的左翼作家比较多,当然这和狄更斯小说的写实主义有密切关联。新中国成立以后,狄更斯作品的广受推崇带有一定的政治化烙印。首先是马克思把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称为“出色的一派小说家”,赞美他们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其次是受当时苏联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暴露文学影响,狄更斯更被视为揭露资本主义垂死性、腐朽性的“代言人”;再加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主流,狄更斯受官方肯定,也符合大多数读者的口味。改革开放以后,读者的阅读趣味也产生了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后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学说进来,有人想用狄更斯去迎合,开始研究狄更斯作品里面的心理描写、意识流,一些怪诞的描写、荒诞的人物,这样从不同角度来接受,也扩展了狄更斯研究的视野,这是事实。但再到后来,解构、颠覆、反英雄、反历史盛行,再加上快餐文化流行,狄更斯的传统长篇被冷落了。这也是必然的,当潮流冲过来的时候,泥沙俱下,他被边缘化甚至缘外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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