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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套装全5册)三联生活周刊专题合订本 [平装]

辛亥百年合订本收纳了周刊于2011年推出的五本辛亥人物特刊,分别讲述了袁世凯、溥仪与载沣、梁启超、宋教仁、孙中山等六位与百年前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时代人物的独特命运,从个人的角度切入,展现了社会变革时期的宏伟景象,对百年前轰轰烈烈的革命之路进行了深入而生动的再现,不乏之前未被披露的历史真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有100年的时间,拉开时间与空间距离,让我们更公允地回看那段历史。中国如何另开新面,是100年前那代人的挑战,同样是当代人的挑战。所以,知史需有襟怀,如此方可鉴未来。

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看,它只是一个开始。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这个“革命”的开始,造就了后来的路径依赖。那么,百年之后,我们去重寻当年,其目标,当然是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

历史自有其逻辑。读史只是去寻找、发现并理解它。之后,将我们理解并形成共识的历史逻辑,化为这个国家当下及未来走向的资源。本刊连续的辛亥革命报道,以为价值在此。

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100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现代化中国发生史的坐标来重新审视。在这个结构下,袁世凯及他那个时代杰出之士的贤与不肖,我们将可以将其放诸现代化复杂的中国进程来观照。

简言,清政府在经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两场战争后,财政已经破产,国家运转的维系竟只能畸形地靠举借外债。清亡已是事实,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而已。武昌起义,正是推倒清廷的决定性时刻。清亡之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未来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缓。但是,我们需知,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链环而已。并非政制但变,社会即刻昌盛。

清亡,共和。我们的制度选择迅速,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却需时日。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刻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决定性变化。曾经是清政府举债度日,而后来无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政府,仍须一秉前规,举债维系。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远不会如政制选择那么单纯,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现代化走向确实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时间成本。

 

辛亥之《袁世凯》:1908年6月,离袁世凯被清廷开缺回籍还有半年左右时间。美国《纽约时报》派遣的作者托马斯·F.米拉德在袁世凯那间欧洲风格装饰的官邸内见到了袁世凯。在1908年6月14日该报刊登的米拉德关于袁世凯的报道中,他总结说:“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的结论,袁是“四万万芸芸众生中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新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几年后,袁世凯确实迎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但他很快毁掉了这个国家与他自己。

 

辛亥之《溥仪与载沣》:从辛亥革命这个历史现场出发,来探究历史形成之轨迹,载沣实在是一个有价值的进入角度。由此而上溯,清一朝在历经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之后,如何由治而乱,又如何由盛而衰,这个爱新觉罗家族,有无能力带领这个国家迎接时代挑战……所谓历史,极而言之,也只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的世界格局里,寻求一条生存之道而已。尤其,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在与中国直接对抗时,表现出的却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中国再造,当然艰难,由清一代而至如今,我们仍难断言已经完成。

 

辛亥之《梁启超》:历史很复杂,我们可能更容易选择性地遗忘梁启超也是袁世凯治下“第一流人才内阁”里的司法部长。在清末民初那段波澜起伏的时代,梁启超是个异数。他坦陈自己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在李鸿章去世的当年,即写了一本《李鸿章传》为他辩解;去到日本,旋即与另一“政敌”孙中山先生见面……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是主导那段历史的关键人物,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传承,只有割裂。意外的是,断裂的历史,在梁启超身上却是连续的。在这种断裂与对立的情形下,我们方可理解梁启超之卓越。门庭之见,权力之惑而已,在此情绪下,探寻中国未来之出路,已逸为旁枝。此际,只有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曾经参与中国政治实际运作的政治家梁启超,去日本,到美国,他的思想演变——从保皇到排满与革命,从宣扬民主到重归立宪;在《新大陆游记》里,梁启超总结中国人的缺陷:“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至今读之,仍然深刻。政治,以及中国现代化,不正是从认识真实中国开始吗?梁启超的思想演进,为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提前进行了一场预演。其价值至今犹在。

 

辛亥之《宋教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如果说此前“共和”与“立宪”尚有竞争的话,此刻,清朝将亡,“立宪”无本可依,“共和”制度当然无可阻挡。历史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给中国人一次实践民主政治的机会。这当然值得后人再三思考讨论。以“力量(暴力)”获权的传统政治模式,在此机会突然降临之际,能否就此顺利进入民主的“授权”的现代政治轨道?这当然离不开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条理缜密”之士宋教仁脱颖而出。他所设计的“责任内阁”制度,以这样一种权力逻辑建构——国民选出议员,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政府),执掌权力。那么,总统呢?虚位而已。权力由民所授,而非以力搏获。相比于传统中国政治,这当然是崭新的制度安排。只是,更冷酷地看,人事与制度——以钱穆先生所揭示传统政治的两端,来观察民国初立时期的政治运行。制度已经设计出来,核心问题则转向“人事”。换一种说法,这一制度的设计,尤其在其启动之际,是均衡的还是倾斜的,将可能保证谁的权力,实为重点。制度当然不可能独立于人事之外。宋教仁设计的制度里,虚位的总统,遂成人事之争的关键。

 

辛亥之《孙中山》:中国近代史,无论我们持革命史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还是用现代化史观(洋务—戊戌—辛亥),都无法绕过“革命”。辛亥这一年,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年代,非有足够的襟怀,即使百年之后,我们仍难逃机械刻板的解释。

辛亥年为起点前溯,革命的直接动力,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已经隐伏。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相当意义上是晚清朝廷30年洋务运动的失败;倾国之力而建成的北洋海军,一战之下,灰飞烟灭。那么,未来中国,路在何方?

这一年,上书李鸿章而未遂的孙中山,将自己的志业转向“革命”,由边缘出发,从社会底层开始尝试中国变革;同样这一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第二年,康有为终于进入仕道,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与此对应,孙中山则在广州打响了推翻清廷的第一枪。由此开始,我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两支竞争性的力量。如果将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性挑战,即使晚清朝廷愚顽,又如何能置身这一进程之外?看起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廷改变不重陆防的军事思想,仅仅只是一种技术性变革,但任何军事技术的变革往往正是一种政治性经历。为着保卫清廷的“新建陆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虽然更为隐秘,却同样是一种促成历史逆转的力量所在。

百年之后,我们放下利益衡量,更公允地看,无论是孙中山边缘集团的“革命”道路,还是康有为文人集团的“立宪”选择,以及军人集团和他们的代表袁世凯的种种“修补”,实为中国人探索如何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的努力。将他们视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动力,并无不妥。他们既是中国遭遇现代化挑战的产物,同时,也是促成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当然,三种历史动力系统之间,目标皆为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但表象却是彼此的竞争。在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际,“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结果16年后,却是孙中山革命性的“共和”道路最终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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