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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

2012-02-01 11:38 作者:薛巍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期
纽约大学古典学教授珍妮弗·托尔伯特·罗伯兹在《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一书中记述了西方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评,反驳了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些指责。

这幅作品描绘的是雅典民众聚集在广场上,投票选出危害民主政治的危险政客,即实施“贝壳驱逐法”的一幕

可怜的雅典人

赞美雅典民主政治的有德谟克利特、伏尔泰、黑格尔、卡尔·波普尔,批评雅典民主政治的思想家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休谟……总体上说,后一阵营更加庞大。罗伯兹因此说,在整个西方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雅典民主政治臭名昭著。她按照年代顺序梳理了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交战。

她指出,伯里克利著名的演说看似对雅典民主自豪的赞美,其实带有令人瞩目的防御性口吻,强调了当时对雅典政府的各种指责,这些指责部分是由不满的雅典贵族自己提出的:如有价值的和没价值的人被同等对待,民主的自由意味着人们自由地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不受任何文明交往的规则的限制,雅典人对艺术和才智的热情意味着堕落和软弱,民主制国家花了太多的时间来讨论和辩论,以至于无法像寡头制那样高效地行动起来。

最先是雅典的知识分子对雅典的民主观念本身发起了精心谋划的攻击:说雅典政治是一种阶级政府,形成了穷人对富人的暴政;像所有暴政一样,这个暴政是随心所欲而非依据法律进行统治;民主政治在执行对外政策时的无能,使其先败于斯巴达之手,随后又败于腓力。苏格拉底被处死仅仅是雅典司法制度腐败最为突出的例证,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从下层阶级选择陪审员,甚至为公民付出的时间支付薪水。平民毫无理性,对领袖的期望过高,因此对待他们严厉且不明智。雅典制度注定失败,因为它基于下述错误的假定:优点不平等的人获得同样的份额;那些相对不够优秀的人不应该得到好像他们是优秀之人那样的待遇,为生存奋斗的劳动者无望达到有闲和有教养阶级才能达到的智慧和客观。

《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

在18世纪,伏尔泰之类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将雅典视为艺术、雄辩、自由和商业的保护人,戳穿了流行意见中关于奢侈、衰败和贸易相互纠结的观念。在19世纪的英国,“詹姆斯·密尔把米福特德的希腊史放在了他儿子的手上,但他也告诫其子谨防米福特德关于希腊政治的看法”。小密尔坚定地为雅典帝国辩护,青睐雅典人而非斯巴达人,认为后者特别狭隘和自私。他说,斯巴达的目标是能够提供稳定,但不能培育进步。对此,雅典提供了鲜明的对比。密尔写道,在希腊其他民主政治中,“谁也不曾享有优诺米亚,即法律的无上权威,免除帮派的暴力,由于雅典式的自由或者天才,它们是非常雅典的特性。它让生命和财产较在希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加安全,提供了心灵的安宁,后者也是思想或想象力取得高度成就的条件之一”。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雅典是个负面的榜样,麦迪逊经常抱怨混乱的雅典民主政治的骚动,约翰·亚当斯在人民主权者看到的是对财产神圣性的侵犯。

“苏格拉底那些为人所知的魅力,与他对智慧问答的辩护交织在一起,使20世纪的平等主义的读者相信,像苏格拉底那样姿态谦逊、捍卫言论自由的人,根本不可能反对民主政治。那些自己反对民主政治的人同样认为,像苏格拉底一样富有洞察力的人,绝对不会发现不了民主政治的明显不足。”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充满激情地赞同苏格拉底支持雅典民主政治的观点。他说,苏格拉底作为雅典及其民主制度的批评者,可能与很多反对开放社会的反动领袖们表面上具有相似性。但一个批评民主及其制度的人,并不必然是民主政治的敌人。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批评是民主派的,实际上那正是民主的生命所在。

20世纪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崛起,总体上是强化了雅典优于斯巴达的新倾向,因为民主政府放纵的可能性,似乎远不如极权主义的威胁那么令人厌烦。可是反雅典的传统继续兴旺,嫁接上了许多古代没有的新特征。雅典人今天受到的责备,是压迫妇女、奴隶、同盟者,“一度因过于民主被谴责的这个国家,如今却因一直不够民主受到口诛笔伐”。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曾经幸福地自认为是心地高尚的雅典人,为世界上民主的安全战斗,越南和海湾战争期间,对西西里远征的不祥的回响,让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了帝国主义的危险上。与此同时,雅典人因古代希腊社会总体上的好战特性,连同其对隐私的漠不关心,对光荣的强调,首要的是对政治的专注,遭遇双重抨击。可怜的雅典人过去因粗糙的平等遭到责难,如今则发现自己因为是封闭的贵族而被狂轰滥炸。“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许多其他社会批评家,在过去的大约100年中,已经指出,事实上,他们在雅典发现的不健康的结构,乃是西方文明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标志性的弊病。”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罗伯兹在序言中说:“大多数人认为,雅典公民大会由无知、自私的粗人组成,他们无力做出有关公益的明智的决定。但雅典的规模小得足以让每个人获得相关信息。公元前415年,雅典前往西西里的使节受到埃斯格塔公民的欺骗,相信西西里比它实际要富有,使者反过来受到公民大会的支持,公民大会投票发动对西西里的庞大远征。由于远征以灾难告终,修昔底德强调了公民大会当时的轻信和弱点。但尽管他反对雅典公民大会,却提不出其他例证,以表明对事实的无知造成了不明智的决策。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确信雅典的民主政治造成了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胜利。其实正是雅典贵族的不当行为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他们有尼西阿斯的懦弱,阿尔西比亚德的善变,在结束战争的羊河战役中,还有人背叛了舰队。富人被排斥在雅典权力之外,财政上受到下层阶级剥削的说法,所依据的证据薄弱。富人可以成为比穷人更好公民的信念,证据同样不充分。雅典的政府并非不稳定,公民不比普通人更缺乏知识,也不比普通人更不理性,至于排除外人,对该制度来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必要的。”

罗伯兹承认,以20世纪末的标准来看,雅典人并不是让人非常愉快的民族。他们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概念,更不用提“人类皆兄弟”的概念了。他们将忠诚的公仆流放10年,理由绝无其他,仅仅是因为对他们的度量来说,他似乎太大了一点。他们缺乏有组织的相关公民团体,为那些注定要被用来献祭的动物遭到践踏的权利游说,还有奴隶被做了记号供应矿山,缺少兄弟的女孩被迫与平庸、无趣的亲属结婚,以将土地保持在家族之内。那里没有《日内瓦公约》,以阻止任何人对斯巴达俘虏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雅典人的判决拖拉长久,让其等待律师代表他进行运作。等到苏格拉底的国人为其死亡后悔时,他已经尸骨冰凉了。她认为苏格拉底死得并不冤枉:“苏格拉底由于质疑传统和民主的价值而犯了冒犯之罪。尽管很容易看出,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苏格拉底没能为自己的信仰而坚持自己的权利,这充分显示民主的雅典人也持有希腊人的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一直特定的一致——和谐——在公民的城市生活和宗教事务中对共同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雅典,如果个人权利与国家的需要发生冲突,民主制并不意味着对个人权利的严格保障。”可是她仍认为,有一点足够为雅典的民主做出辩护:“雅典人设计出一种那时独特的政府,并且锻造出一种文明,该文明创造了令人惊奇的艺术、文学和哲学作品。”

美国政治学家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说,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目标与价值完全不同。有大量文献中怀念古希腊人的实验,宛如那时一个有可能失而复得的天堂。其实古希腊民主政体是一种最简陋、最粗糙的结构,在雅典个人实际上不受保护,并且任由集体摆布。那种民主不尊重个人,而且随时都在怀疑个人。它对杰出的个人尤为猜疑,对个人的评价反复无常,对个人的迫害冷酷无情。它是个把贝壳流放作为预防措施而非惩罚措施的城邦,因为它不容许一个公民比其他公民更优秀。这种制度,使个人的地位总是危在旦夕。在希腊和罗马,一夜之间就可能从最高自由堕入最苛酷的奴隶状态。希腊民主的实质是,民主制度就是一种进行集体决策的统治体系。这就意味着社会不允许给独立性留出余地,也不允许个人得到保护,它完全吞没了个人。而现代民主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它保护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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