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湖冬捕（3）

机械作业减轻了渔工们的体力负荷，后勤保障也越来越好，可是市场经济给予的劳动力价值却远远不及渔业工人体力和精力的付出。“渔工们的工资与产量挂钩，全队40人按1吨鱼3000块钱分，同时队伍内部还要按照工种用工分进行加权，工长积15分最多，其他人依次递减。”王志刚坦言，按照这种算法一个普通渔业工人冬季捕鱼期每月的收入满打满算只有900元。“渔业工人已经是满洲里收入最低的工作，而且这么恶劣的工作环境，就算开5000元也没有年轻人愿意来。”王志刚说。然而在王志刚的调查中，私捕者在夏秋四五个月的时间所捕的鱼就可以让每个参与者获得十几万元的分红。收入的巨大反差并没有对渔工们产生太大的吸引力，他们很多人像刘向明一样十八九岁开始工作，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的风光，人到中年面对收入走低却无力转行，但仍然有国营企业工人的自豪感。作为特殊工种，严酷的工作环境和大量透支的体能让他们可以享受55岁提前退休，这是其中很多人目前的期待。

大篷车上渔工们短暂休息、取暖和吃午饭

“我们是有价、有市，但是没货。”王凤菊说。低产量不仅严重影响渔业工人的收入，也是困扰渔业公司发展的问题，历史上呼伦湖的最高年产量曾达到1.51万吨，而现在年产量不过4000吨左右，只是曾经的零头。湖中鱼类的生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变，1990年的大鱼比重就从1984年的44.7%下降到了4.6%。“生态环境的变化、人为的私捕滥捞是两个主要因素。”从1998年以来，呼伦湖沿岸气温升高，持续干旱，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主要水源乌尔逊河和克鲁伦河在流经草场供牲畜饮水后，补给呼伦湖的水量也在减少。王志刚告诉本刊记者：“仅仅七八年的时间，湖面面积已经从2300多公里锐减到1700多公里，水深下降了4米半，足足是一个太湖的水量。”90年代后期伴随房地产开发热潮，湖边的沙子也被肆意挖掘。“湖水本可以通过沙子进行自我过滤，现在湖底的淤泥越来越多，经常挂住拖底的拉网。”

私捕滥捞的人为因素影响更大。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渔业公司提出打万吨鱼做贡献的口号，呼伦湖连续两年产量达9900吨。70年代湖边开始出现私捕滥捞大军，1989年的数据显示，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3000多人靠湖发财，每年有1000多吨鱼被私捕滥捞者通过各种手段运往内地。王志刚介绍随着《渔业法》的宣传普及，沿湖的牧民已经鲜有私捕。他说：“还存留的私捕者都是有一定社会背景、雇佣十几个工人公然捕捞的，保守估计每年经他们损失的鱼有四五百吨。”为了保持呼伦湖的生态平衡，渔业公司自觉将产鱼量降到了4000吨左右，这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并且每年5月到7月的鱼儿产卵期全湖禁渔。“私捕者的恶劣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专捕大鱼，而且还利用产卵期鱼儿会靠近湖边的特点在5月到7月捕鱼。”王志刚所在的资源管理部专门打击这些私捕者，然而24个人的部门管辖17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实在力不从心。王志刚说：“我们只有湖面的管理权，没有执法权，只能没收、罚款，经常前脚刚走，人家后脚又下网了。”广阔的呼伦湖跨满洲里市、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三个行政区域，呼伦贝尔市渔政所人力有限，相距湖区也有200公里，执法权由谁掌握、由谁协调也让渔业公司寻求帮助的时候犯难。私捕者也会参加冬捕，“渔业公司白天开工，他们就晚上来，用GPS定位，下的挂网上挂着小灯，在冰面上也能看见”。这种冬捕又给呼伦湖带来新的污染，铅浓度持续升高。王志刚解释道：“私捕者挂灯一次就需要耗费8节电池，他们用完总是顺手就丢进了湖里。”

（实习记者马胜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