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收了一二成：渤海湾事件的乡村效应（3）

2011年12月13日，河北乐亭县的4位代表来到天津海事法院状告康菲公司，要求赔偿

相对的，有些权利能够追寻到责任方，则需要自己争取，这是在海底捞财富的关键，对于这一点，养殖户的认识非常清楚。自然灾害每年造成的损失都能被他们接受的。而曲宝证对于要联合更多养殖户才能引起重视是有经验的。石油污染被西风吹入养殖区域时，扇贝苗已经普遍放下，又不能离开海水，但是当7月至9月，不断被捞起的笼子里的扇贝几乎尽数死亡，养殖户们的疑问就指向了油污责任方，他们不断互相询问，并且信任大户的力量。“人越多影响越大，这个事才能引起重视。”

最重要的信心来源是，曲宝证对于自己海区的权利曾经得到过完美的确认。2007年曲宝证带领着大窑镇的6户养殖户，诉马来西亚的一艘万吨轮在烟台港触礁导致燃油泄漏污染海域，就得到了赔偿。那起国际官司是此次他们委托律师的最重要理由。现在曲宝证并不愿意多说当时的经历，但是其他几个小户却回忆自己当时确实得到了几千乃至几万元赔偿，曲宝证本人得到了数十万元的赔偿金，给当时所有的渤海湾渔民打了一剂强心针。先富起来的掌握一定资源的曲宝证本身就是一个榜样，农民们不断依附于他，开始要求更多权利。“但是上次的律师已经说他无法代理，我给所有能联系到的律师打了电话，直到贾方义律师主动联系我们，愿意做公益诉讼，目前都未收费用。”

初级同业公会的捆绑诉讼

底层养殖户对于溢油的承受力和大户是不同的。都兴民并非大窑养殖户，他的养殖场在养马岛的中海区，并且没有确权证。海岸线4000米以内，是富饶便利的近海区，4000米以外则不再需要确权，因为柴油船驶入成本比较高，大多数人不愿意进入。他十来万元的扇贝苗2011年连一成都没有收回。“因为我放得比别人更早一点，那些小苗还没有抵抗力，本来想自己留些苗，再卖一些苗。成本也是借了一些，2011年刚开始搞，原来都没搞，结果就赔了。”扇贝养殖户里的底层压力更大。他的孩子在上大学，问到自家扇贝2011年绝收的事怎么办，父亲回答：“中海油是国家的，康菲是外国公司，不可能理我一个人的投诉，在我看来，与其等待回答，不如看看别人有什么办法。”都兴民的试探心态，和曲宝证完全不同，他说“如果真赔了我也没办法，来年想辙干点别的”。参与官司只是给自己留点希望，“我们这个行业很松散，海产销售已经有成熟的市场了，所以养殖户都不愁卖，定价也基本一致，彼此平时各管各”。

都兴民自己用手机拍摄过海岸边的油带，但是并没有想象中扇贝在油里的触目画面。他本来想找到山东的专家或环保部门来看看，打去电话却都无人答应。“我去乡里区里都问过，海洋局也问过，这个事不知道到底谁来管。反正就是互相推，说专家都没出调查结论呢，等着结果出来吧，这都半年了，也没个确凿的话。”都兴民知道曲宝证的大名：“我们这很多老养殖户都从他那买苗，早期也有跟他学技术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一听曲书记在告，我就和几个养殖户过来找他了。”曲宝证村支书和养殖大户的双重身份得到了所有牟平沿渤海湾三镇的散户的信任。

他早在去年7月份就发现自己的扇贝苗全部死亡，租下的养殖场外现在还堆着一人多高的指甲盖大的扇贝苗的壳。和路旁的泥沙垃圾混杂一起。对于去年的收成完全绝望。但是都兴民的分析更具质朴的本色：“我想石油对于扇贝的污染不是直接的，而是污染了藻类，扇贝就没了食物。”去年渤海湾基本没有看到藻类，他这个判断和早期专家们做的猜测是一致的。都兴民的疑惑是如何证实自己的扇贝苗死亡和油污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证实这持续几个月的油污的来源。“我是个农民，我肯定是制造不出来这么多油。”他给很多部门打电话咨询，“没有人愿意回答我的问题，这油是哪来的。”

三个镇子已经填出30份详细调查数据表的直接经济损失只有700多万元，可预见经济收益损失达到1亿元。诉讼的目标，希望康菲建立100亿元的渤海基金，是贾方义参考墨西哥湾事件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200亿美元基金。8月份律师贾方义最先在青岛海事法庭提起诉讼，但是得到的回复是“新型案件，暂不受理”。曲宝证也以为代理马来西亚触礁案的律师就能直接搞定这一次的诉讼，结果律师连案子都表示不能接。

农民们早期的诉状里，写着是对中海油和康菲的诉讼，11月11日国家海洋局出示调查结果，认定康菲公司对溢油负全责。至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环境影响，各方专家只是猜测石油沉入海底要多年才能挥发完，曲宝证和160户养殖户的问题是，是否还要继续投入成本生产？国家海洋局否认了对康菲索赔1亿元的媒体报道，养殖户们只能自己组成联盟。曲宝证的儿子也在帮他管理养殖场，他说：“我们经济上遭了这么大损失，说个话都不行？那子孙还有什么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