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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我们的2011

2011-12-21 11:49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如果说在2010年,网络“围观”还是一种带有自嘲性的非主流姿态。那么在被“钱云会事件”带入的2011年,这种“姿态”则不断加强,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群体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力,汇集为“舆论压力”,并在现实中生成了社会性运动。

2011

“粉群体”

2010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温州乐清市完成了关于村长钱云会之死的报道。当时,关于钱云会死因的各种猜测,正在网络上以最热烈的情绪传播着,不断有从现场发回的文字与图片在微博上扩散。

新年前的夜晚,先后有三批民间调查团来到乐清,在这些意见领袖的背后,则是庞大的网络“粉丝”群体。互联网的发展启动了新一轮的社会群体化,即形成了依托网络的“粉群体”。不到36个小时,“钱云会之死”的消息通过“粉群体”的传播,迅速成为全国性的公众事件。它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裹挟了群体的关注与情绪。而这背后,最大的动力来自网络与微博。在群体愤激中,我们进入了2011年。

如果说在2010年,网络“围观”还是一种带有自嘲性的非主流姿态。那么在被“钱云会事件”带入的2011年,这种“姿态”则不断加强,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群体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力,汇集为“舆论压力”,并在现实中生成了社会性运动。

2011年春节,于建嵘在微博上号召“网络打拐”、“随手拍解救行乞儿童”,推动了现实治安中的“打拐”。而万里之外,开罗解放广场上的年轻人取得了对穆巴拉克的胜利。反抗运动的发起组织“肯飞亚”,通过依托网络社区——Facebook和Twitter——获得了巨大的号召力与行动力。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赋予了“抗议者”。实际上,从年初“肯飞亚”的广场政治,到8月份伦敦骚乱,都是由网络的链接而形成了群体。

在2011年,“药家鑫”、“郭美美”、温州动车、杨武事件等,通过微博而成为群体性社会关注的发酵器。通过互联网社区,每一次重要的公共事件,都会演化为群体的意见,发展为集体的道德批判。

这种群体意见通过传染、暗示、联想,结成了一种共同心理,把人们链接在一起,成为“粉”群体。他们能以最快的速度聚合,这种结合并非源于相同的阶层、职业、地域等关系,而仅仅是出于相同或近似的情绪、意见与态度。“粉”与“粉”之间关系的基础,只在于认识上的共鸣。他们随风而聚,声势浩大,群情激奋,可以像滚雪球般瞬间壮大。而当议题转换时,又会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群体。

“粉群体”消解了现实中群体形成的某些规则——知识、出身、阶级、地域都相对模糊了,不再是群体形成的纽带与界限。于是,它的外延可以无限庞大,而内涵却更加“异质”。群体的“同一”性压制了“多元”性。每个人都是一粒轻飘飘随风飞舞的“粉”,在风的吹动下迅速聚合起来,群体化的速度更快也跟容易了。在“粉群体”中,个体的矛盾更多转化为群体化的矛盾——特权阶层与平民阶层、政府与公众、“砖家”与“P民”、“富二代”与“穷二代”。

“粉群体”的聚散促成了“舆论趋势”与“众意”的产生。如同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所说的:“当一个断言得到足够多的重复的时候,而且在重复中始终保持一致的话,所谓的舆论趋势就形成了,强有力的传染机制开始介入。观念、情绪、情感和信仰在群体中拥有着像细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而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任何力量的过度放大,往往会模糊背后的真实,有时还会走向失控的极端。

平等化与权力膨胀

2006年,Odeo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将传统的短信服务(SMS)做了一点改进。他把信息的长度从160个字符压缩到了140个字符,这样,信息上就可以显示发送者的名字。另外他给“用户”加上了“关注”(follow)功能,只要关注后,就可以看到另外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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