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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20年民主历程 (一)(4)

2011-12-19 11:03 作者:李鸿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苏联、俄罗斯、普京的俄罗斯,在这段历史里,政治改革与民主化进程最后导出的结果是:俄罗斯优先以及俄罗斯国家利益优先。

按苏联方面统计,1985年,苏联人均GD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而其人均收入,则为西方国家的1/3左右。一般而言,像苏联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其民众在当时并不可能有国际比较的概念,所以单由统计数据而论苏联人之变革动力,未必有据。只是,苏联经济的短项,农业生产,长期落后却在此际引发连锁性反应。苏联把国家投资的27%(美国为5%)、劳动力的20%(美国为3%)用于农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只有美国的1/7,因此每年要用宝贵的70多亿美元外汇进口粮食。而上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猛降50%,已经低于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这不仅使苏联为石油输出而投资的大量输油管线成为无效益的投入,也使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经济的计划成为泡影。其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甚至低至1.5%,危机出现。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面临的形势。

就任总书记的当年,戈尔巴乔夫针对苏联经济发展出现的“停滞”趋势,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强调“加速国家社会性经济发展是战略方针”,同时指出,必须对苏联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革。但是,如此经济“加速”发展两年,其数据显示,苏联经济反而停滞更趋严重。政治强人叶利钦在莫斯科完成不了计划,而导致他与苏共中央冲突,即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理解苏联经济这种越加速越后退?这得重新认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简单讲,苏联的现代化之道是选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它在苏联早期的电气化,新的煤矿开采,大坝、铁路、钢铁厂、重工业中心等建设上,是极其匹配的一种经济模式,但早期的重化工业,以追求经济数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在过渡到经济内涵集约性增长方式上,却再也力不从心。所以,越是“加速”,受体制约束,越可能经济增幅减缓。当石油价格下降,出口难以获益之时,这种经济结构性弱点便暴露无遗。

有意思的是,初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会相对疑惑,戈氏对政治变革的热情,远远大于经济改革。与提出经济“加速”同时,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他记录说,第一次提出“公开性”时,“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戈尔巴乔夫的“首席思想家”与“左膀右臂”都支持他把这次提出公开性的讲话予以“公开”,苏联电视转播了他这次讲话的录像。即使后来在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仍不免得意:“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等热烈的反响。”

与这种得意相比,在回忆录里,关于经济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位党务出身的官僚,只知政治,不懂经济?这令人疑惑。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苏联,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在上世纪60年代就尝试着改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重建经济,英国研究者卡瑟琳·丹克斯分析:“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逻辑必然要求有某种形式的决策非集中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莫斯科的中央部委下放决策权力。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教训是:将中央决策权力下放,却迅速扩展为普遍的对更多政治自由的要求。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被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碾得粉碎。对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领导层而言,这一教训明显:对经济失去控制,会使共产党的统治甚至使苏联社会主义处于危险境地,从而使得改革也陷于危险之中。”

在这一逻辑里,真实的境况是:在苏联,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那么,反过来,解决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亦将由此解套。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思路。如此路径,非居苏共总书记之高位,难有此思考,更不可能有此决心。

1987年,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改革战略:“三自一全”——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完全经济核算。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将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苏联变革,政治改革主导模式,由此确立。

作为非苏联的研究者,而且是在历史发生之后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基本判断是:要同时进行民主化和市场化,这完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甚至是只要实现前面两个要素的平衡(不带有其他附加条件),这在历史上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回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现场,在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关系传统里,尤其苏联要维系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集团这一现实,他有更多的选择吗?至少当时,在政治改革主导模式下,对应于苏联的国际关系调整,看上去收益匪浅。传统由苏联领导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华约组织缔结紧密关系,经济关系由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统一。其运行方式:苏联以远远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这一组织的成员提供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的资助。作为回报,这些国家把它们质量最好的商品出口到西方以获取外汇,而把质量低劣的产品提供给苏联。这当然对苏联经济是巨大的消耗,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这一格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摆脱苏联控制而获独立,苏联也因此摆脱政治与经济的两重约束,可以专心进行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解套之策。

这当然让戈尔巴乔夫对未来充满信心。只是,戈尔巴乔夫此举解开的只是第一个“俄罗斯套娃”,苏联之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关系,亦如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于苏联的关系;社会主义集团既然可以解体,循此逻辑,苏联为什么不可以解体呢?这就是潜在的危险。

任何制度变迁都有成本,只是苏联变革的成本之昂出乎设计者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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