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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弱国子民”到精神战士(二)

2011-12-13 18:02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1904年,鲁迅选择了仙台医专去学医。他在后来的《呐喊·自序》中解释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按照这个说法,鲁迅去仙台学医有三个原因:第一,学成后可以救治病人;第二,战争时可当军医;第三,宣传科学,改造国人的信仰。那么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弱国子民

在鲁迅脍炙人口的文章《藤野先生》中,嘲笑了那些脑后拖着辫子的清国留学生——他们把头发盘得像“富士山”,而又为了赶时髦,在留学生会馆里笨拙地学跳舞,以致把地板踩得震天响。鲁迅来日本的时候也留着辫子。对于辫子,他的内心充满了痛恨与屈辱感。他在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余》中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辫子,也极尽嘲笑,称其为“猪尾巴”。在鲁迅看来,这条“猪尾巴”不仅是旧中国野蛮的象征,也是民族屈辱的象征。

1896年中国人开始留学日本,那正是甲午战争刚刚失败后。对于中国人来说,“留学日本”从一开始就不仅标志着现代化程度或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且包含着国家关系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留学行为本身成为现代国民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鲁迅在这个背景下来到了日本,而那个辫子,则始终提示着他作为“弱国子民”的身份。

上课

1900年前后,日本课堂学生上课的情形

鲁迅剪辫子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剪完后,他马上去找许寿裳。“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啊,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许寿裳对此印象深刻。鲁迅仿佛有了脱胎换骨的轻松,他写了一首《自题小像》送给许寿裳,最后两句便是著名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在留学生中,剪辫子成了革命的标志。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回顾:“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后来死在西牢里。”

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字克强)当时也在弘文学院,他却没有剪辫子。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里记下了对他的印象:“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唯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地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鲁迅到日本这年,清国留学生们在神田骏河台租了房子,建立了留学生会馆。大概位置在今天的神田骏河台2丁目9番地,从地铁御茶之水站出来,向南过神田川,右转就是。

从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明治时代东京街道风光画中,可以看出当年的神田骏河台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路北的沿河一带淡烟笼渚,林木蓊郁,一座座两层的和式小楼掩映在袅娜婆娑的绿杨影里。清国留学生会馆就是其中一座。它东距御茶之水桥只有200多米,再向南就是明治大学的猿乐町校区,西侧是东京外语专门学校,南面隔一条马路,是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附属音乐高等学校,再往南几步到神田骏河台的另外两个丁目,就是日本典型的学校街。

比邻而设的就有日本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顺天堂大学、中央大学、文化学院、日法学院、骏台预备学校等七八所学校。这一带的街道安静清洁,往来的都是莘莘学子,颇有洙泗之风。可惜的是,会馆原址于1935年1月毁于大火。

鲁迅只记录了会馆的娱乐功能,这里还是学生们办杂志、搞革命的活动中心。孙中山后来的秘书冯自由甚至认为,其地位堪比“美国之独立厅”。他在《革命逸史》中写道:“馆址设于骏河台,外观颇宏伟,由各省学生开全体大会选举干事若干名以处理之。开幕之日,鄂省士官学校学生吴禄贞宣布开会辞,谓此会馆之于中国,无异美国之独立厅云。会馆成立后,以经费支绌,乃请清公使蔡钧拨款补助,蔡钧要求须将中国二字改为清国,始允所请,干事会不得已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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