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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角下的欧债危机——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3)

2011-11-23 11:16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7期
对中国而言,坚挺的欧元符合中国利益,欧债危机也使得欧洲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增加。

统一财政才是出路

三联生活周刊:要从根本上解决欧债危机,是不是需要从制度上进行改善?

丁一凡:要解决欧元区不同国家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唯一的出路是欧洲走向统一财政。举个类似的例子,这就好比我国的不同地区,上海、广东等地区的经济状况优于甘肃、贵州等西部地区,如果它们互相竞争,只能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但是因为有中央政府的存在,它在财政上有各种调节机制保证不发达地区的利益和发展。

最近几个月,欧洲不少领导人也提到统一财政的想法。德国的3位前总理施密特、科尔、施罗德,比利时前首相、奥地利前总理、英国前首相等等都有这个想法,特别是施罗德,说得非常直接,他说现在到了成立欧洲合众国的时刻。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现任的这些国家领导人谁也不说欧洲统一的话题,因为在危机当中,民众很自然地倾向于寻求民族国家保护,比如德国一些民众呼吁恢复德国马克。那些鼓吹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也在和现任政府唱对台戏。欧洲不少国家面临着选举的问题。这些都使得现任领导对待解决危机的办法非常谨慎。

从长远来看,每次推动欧洲一体化前进的都是危机。只有危机出现,欧洲人才会团结起来,考虑统一财政的问题。我觉得接下来两年欧洲的经济状况有可能更让人悲观,在欧元区真正统一财政之前,这个危机完不了。当然,也不排除欧盟瓦解或是欧元废除的可能。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局势发展往往不受人的理性控制。欧盟提出过发行欧洲统一债券,如果真的发行,那就需要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管理,这也就是统一财政机构的雏形。如果欧洲国家的意见能统一到这一步,中国的支持会很明确。

三联生活周刊:欧债危机是否还在进一步恶化当中?欧洲经济学家分析说,希腊违约的风险不是针对银行,而是其他地区的连锁传染。如果希腊50%的债务违约,法国银行的损失只有30亿欧元,对于今年有220亿欧元利润的银行来说,30亿并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如果意大利发生危机,法国银行拥有500亿欧元的意大利债务,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到时欧洲以外的投资者大量抛售欧元,那是极其危险的。

丁一凡:从技术上讲,债务危机看不到头,不会马上结束。尽管你准备了很大救助基金,但是救助基金的来源是有限的,如果经济不能迅速恢复,后续的债务还会不断爆发。今天是希腊,明天是西班牙,然后是意大利,如果意大利出事儿了,这点钱根本起不到作用。

搞金融的人知道,市场永远是一种博弈,有了救助基金就有了发财挣钱的机会,就有人专门搞这个东西,包括保险的衍生工具,然后就使得债务无限放大,就使得救助基金不断增长。在债务还可能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到底是民族主义情绪能够领先,还是欧洲统一的势力领先?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结果。很多欧洲人认为,只要回到民族国家就可以天下太平,这是民族主义现在兴起的最根本的道理,他们习惯了民族国家了。

希腊债务量小,意大利的状况已经恶化。意大利的经济体大,债务总额大,并且由于它的金融衍生品多,明年意大利将面临近5000亿欧元债务到期的问题。这些债务缺乏控制,一旦失守,马上会引发大面积恐慌。前阵子,伦敦一家MF Global对冲基金破产了,而他的老板是前高盛的董事长,也曾当过美国新泽西州州长,可见经济危机一旦出现,像他这样在政商两界都地位显赫的人也难逃厄运,会严重动摇市场信心。再加上公司间本来连带性就很强,一旦危机爆发,很可能像美国雷曼兄弟倒闭那样给市场带来的多米诺效应。

三联生活周刊:欧洲人是否在危机中也开始反思,他们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民主制度有没有可能出现了问题,除了政治层面上的制度之外,是否欧洲人对自己的发展模式也提出了质疑?

丁一凡:最近美国的《外交事务》上正在讨论“我们的民主是否还有代表性?”美国遇到经济危机好几年了,舆论讨论各种社会问题,认为美国的民主合法性遇到了危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历史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都提到这个话题。

但是在欧洲,民主已经被当成了神,不容置疑。虽然欧洲人私下也会考虑,它们引以为自豪的民主制度是否阻碍了对危机的解决,但这还不是一个能公开说出来的话题。欧洲人阶级斗争的思想比较浓厚,民众会认为是政治家造成了今天的危机,现在又要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来剥夺人民利益。欧债危机演化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要大于美国经济危机对社会的影响。

实际上欧元区的危机问题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的困难在于,如果你实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在整个的欧洲地区,特别是富裕的地区,比如说北欧地区,比如德国、法国,这些地方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极左和极右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迅速崛起。

 

欧洲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增加

三联生活周刊:在美国和欧洲相继陷入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显得更为引人注目。欧债危机会使得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出现变化吗?

丁一凡: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在中国的外交术语里面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现在这样的伙伴关系里面存在着一些障碍,比如说欧洲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在处理外贸争端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中国认为不公正的手段,比如说拿第三国的价格来衡量中国的产品是不是倾销等等,使得中国企业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还有比如说一些技术转让的问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不能向中国出口。

所以在这些方面,中国认为都是一种不公正的,也总在与欧洲谈判。我觉得如果在债务危机中间谈这种问题的话,中国似乎手里牌更多了一点。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现在欧洲国家已经准备把它们的许多资产出卖出来,以减轻它们的债务,这个时候,这种出卖资产也可以给中国提供不少机会,因为许多资产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资产,所以中国可以通过兼并和购买欧洲的企业,能够迅速提高自己的一些技术水平,这都是一些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有能力真正起到救助欧洲的作用吗?

丁一凡:欧债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大,虽然我们持有一些欧元区债券,但我们的债券一般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国家之间买的债券是优先偿还的,就像企业优先股一样,所以这种情况下实际没有必要在债券损失上有那么多的担心。

但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就是说,如果欧元区陷入经济衰退,需求大幅缩减,就会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可能是比债务损失更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出口部门在经济中占的比重非常大。如果出现像2009年那样的情况,外贸出口大幅下滑甚至负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就非常大了,不只是简单的债务损失。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欧洲有债务危机后对我们会有更多需求。因为他们希望中国给它提供新的资本、新的援助贷款,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增加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提升了,在国际对话中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更多谈一些合作条件,因为我们可以对欧洲施加更多援助,也希望欧洲能解决我们的困难,帮助中国解决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要考虑中国的利益,考虑中国的立场,甚至是要考虑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等。中国也可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一起去帮助欧洲脱困,以增加我们的保险系数,加强我们的话语权。

中国可以购买类似欧洲稳定基金这样的债券,日本就是投资欧洲稳定基金的大买家,它们至少不比美元的风险更大,这也是中国投资多元化的一种渠道。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机会增多,欧洲一些企业面临着变卖资产偿债的问题,欧洲在困难时刻会比以前放松对外来投资的管制。

当然,欧洲民众对中国的抵触情绪有所增加。全球化使得资本往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流动,必然会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空洞化。全球化出现的新问题是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往往不一致,被转移出去的企业在海外收益率非常高,比如美国标准普尔评出的全球500强企业,有90%以上的企业海外收益超过国内收益。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有限。

我国鼓励企业走出去,以前这些企业更多是在经济不太发达地区进行投资和发展。现在当我们有更多机会深入到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在国家层面上也需要有更清晰的战略,使得中国企业往更高端的市场上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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