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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改革的时候到了

2011-11-18 11:25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7期
德国作家沃尔特·伍伦韦伯在给希腊人的公开信中写道:“自1981年以来,超过29年,我们属于欧盟同一个家庭。没有其他的欧盟家庭成员在这段时间用这么多钱投入共同基金,我们净投入2000亿欧元,而没有一个国家享受到的比你们多,你们收到的总金额是1000亿欧元。其中大约一半是我们所倾入欧盟共同基金的,你们大大方方地给消化掉了。”

“南欧综合征”

2007年,我从柏林出发,来到雅典。我住的旅馆距离雅典市中心欧曼尼亚(Oamnia)广场、宪法广场和卫城都不远。每天清晨,我都在车水马龙的喧哗、吆喝叫卖声和汽车装着大喇叭播广告驶过的声音中醒来。穿梭于市中心,混合着奶酪与烤羊肉气味的露天集市和年久失修的破败街区,与繁华的普拉卡商业区和富人区形成鲜明对比。我路过街边的干果摊、海鲜市场、水果摊和小吃店,买一些便宜得不得了的甜橙和草莓;路过街角卖廉价服装或迷彩服的小商店、杂货亭,路过一个个卖面包圈的希腊老人,摆个小摊卖布祖基琴演出票或旧杂志的希腊年轻人,路过广场长凳上无所事事的单身汉,永远对不准街口的红绿灯和行人道上偶尔的垃圾堆,感觉好像到了中国的某个小镇。晚上,繁华商业区普拉卡的美食街非常热闹,找到一家餐馆进去,竟然满座,跟随现场布祖基琴的演奏,在座的希腊人一边酌酒,一边哼唱,一直吃到深夜。一位雅典人告诉我,他的生活主张是即时享乐。当听说我从柏林过来,他说:“德国人喜欢来我们这享受他们所没有的美食和阳光,所以他们总是觊觎这里。”与许多希腊人一样,他不屑于德国人的野心和处心积虑,对自身所享受的心灵与生活的自由感到自豪。一位希腊年轻人告诉我,他常去酒吧或俱乐部,“我每个月的薪水基本都花在这上面”。

从雅典去爱琴海的岛屿,要在雅典的彼雷埃乌斯港坐船。在这里,街边站着许多端一杯热咖啡打发时光的人,两三个聚在一起聊天;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里,上午10点过,已坐了不少闲聊的老人。在迷人的爱琴纳岛,岛民在自家阳台上晒太阳,店主在柜台里瞌睡,在明媚的地中海阳光下,整个希腊仿佛都在打盹。据说2004年希腊奥运会前夕,希腊人每天下午十五六点就收工,漫不经心地准备,奥委会一催再催,希腊人居然最终准时就绪。柏林人经常会抱怨这贵那贵,波茨坦广场的咖啡要四五欧元一杯,太贵;打车起价5欧元,太贵。跟雅典人交谈,他们却会这样说:你可以坐地铁,也可以打车,打车也就30多欧元,还是打车方便;或者,去一次俱乐部,也“就是8欧元而已”。希腊人无忧无虑,慷慨得像他们的福利制度一样:博物馆和美术馆基本都免费;跟熟识的希腊人在一起,你要是大加赞美他的什么东西,他八成会执意相送。

不过,夜晚走在雅典的小街上,我会不自觉地加快步伐,避免和任何人目光接触。这座城市的不安全感,部分源自不能透视、无法一目了然的建筑空间中藏匿的死角;部分源自三五成群游荡在街头的游民和巴尔干移民打量的目光。在希腊,抢劫、盗窃时有发生。只有不够平等的社会,才会有这样的张力,这无疑与福利制度的诉求背道而驰。而在柏林,在哥本哈根,你甚至不用担心喝醉酒后独自走夜路。同为欧洲高福利国家,为何希腊如此不同?希腊混乱、闲散、热情洋溢,交织着前现代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人口与空间。希腊的国民性与同样陷入债务危机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把这几国人相似的性格、文化土壤和制度称为“南欧综合征”。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教授巴巴拉·韦斯(BabaraVis)告诉本刊:“福利国家存在多种类型或制度设计,典型的类型有:德国那样的大陆福利国家、瑞典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英国那样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和西班牙与希腊那样的南欧福利国家,他们之间各不相同。”南欧福利制度的独特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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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5日,希腊雅典的示威者在街头与警察发生冲突。希腊总工会当日开始新一轮大罢工,抗议政府执行的削减财政开支计划与劳动、退休等制度改革

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当下最流行的解释是:昂贵的高福利制度,导致债台高筑。这种解释引用的数据是: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0.6%,社会福利在政府总支出中占的比例达到41%左右,开支巨大;以至于2010年,希腊的赤字占了GDP的10.6%,公债规模达到GDP的144.9%,从而爆发了债务危机。真的是高福利导致了债务危机吗?

2003年,在哥本哈根学习期间,我曾遇到一位丹麦老人,刚刚带着她瘫痪的中年儿子从加勒比海游玩归来。我曾拜访一对70多岁的老人,退休后,他俩周游了大半个世界。他告诉我,丹麦老人聚在一起,都喜欢谈论新近又去了世界的那个角落。我记得,在他们家做客的那天傍晚,客厅的烛光映衬他们面颊的容光,温馨而从容。与希腊老人相比,丹麦老人的生活更加优越,而养老金保障体系即是福利制度的一个缩影。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约占GDP的1/3,社会性支出(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住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0%多,远远超出希腊水平。但是,2010年,丹麦赤字仅为GDP的2.6%,政府债务规模从未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GDP60%上限,同为北欧福利国家的芬兰赤字仅占GDP的2.5%,瑞典甚至实现财政盈余。

希腊的福利制度并不是欧洲最昂贵和最慷慨的,规模更大的高福利制度也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的债务。希腊彼雷埃乌斯大学副教授普拉顿·提尼奥斯(Platon Tinios)告诉本刊记者:“欧洲国家都是福利国家。在北欧地区,国家福利制度所费更大,但最受民众的接受,享有最大的合法性。而在地中海地区,国家福利制度的规模更小,但它却成了许多问题的根源。”“希腊债务危机并未宣告福利制度的终结,但它宣告了靠借债来维持福利国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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