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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杨武事件,底层生存的“城乡”逻辑(3)

2011-11-17 16:48 作者:魏一平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7期
一个是修理家用电器的小老板,一个是在岗亭值班的联防队员,他们是同乡、同学,又几乎同时来到深圳打工。现在,却因为一起扑朔迷离的“强奸案”,成了弱势群体与公权力的代言人。底层生活者的无力与无助,媒体的舆论暴力和强势思维,在这场“大众狂欢”事件里,形成了令人揪心的鲜明对照。

 

杨武的母亲已经76岁,这间小维修店是他们全家的生活来源

杨武的母亲已经76岁,这间小维修店是他们全家的生活来源

 

底层生存逻辑

11月10日,我们达到深圳的当天,杨武一家人已经转移了。有人说他们在当地政府和警方的劝说下,为了躲避媒体住进了宾馆;也有人说,王娟因为媒体报道的“通奸”一说再次割腕自杀,送去医院抢救。不管怎样,杨武消失了。自11月8日最先由媒体报道后,陆续赶来的记者就把这家小店门前的马路堵了个水泄不通。邻居们回忆,最多的时候大概有30多个人。“长枪短炮,好像广东各个频道的记者都来了,第二天,外省的电视台也加入进来。”杨武哪里见过这种架势,一段视频上,他声泪俱下地哀求记者们离开他的家。

事情闹到这一步,也出乎老乡们的预料。其实,早在杨喜利被抓的当晚,周围的邻居就知道了他强奸王娟的事儿,被大家狠狠数落了一通才被警察带走。此后几天,邻居们几次看到王娟,或者外出买菜或者去公用电话铺打电话,都没有明显的异常。“情绪看不出特别低落,手上也没有缠着绷带。”

这期间,杨武夫妇与杨喜利的家属也有过联系。一次是杨喜利的姐姐和妹妹,去杨武家见到了王娟,“她说她做不了主,听杨武的”。另一次,是杨喜利哥哥与杨武的通话,后来的录音显示,大意是,杨喜利坐牢没关系,但他有个得白血病的儿子,如果他坐牢期间儿子有个三长两短,他出狱后怎么会放过你们。“这哪里算得上威胁,只是实事求是告诉他。”杨喜利的家属不认为这是威胁的话,反而觉得中了杨武的圈套,被他录了音。这逻辑多少有些“霸道”,但又带了乡村式的黑色幽默。

同样的“霸道”逻辑延续着。11月初,杨喜利母亲给杨喜利打电话索要孙子的医药费,才知道儿子出事了。这个性格泼辣的老太太马上带着孙子坐车来到深圳,第二天就带着一张大字报来到杨武家门前。这张大字报是杨喜利妹妹起草的,草稿就写在一张皱巴巴的废纸上,她拿给我看,那上面的大致意思是:杨喜利被抓,是因为杨武设计陷害,现在他儿子的医药费用完了,急需钱治病,只能来找杨武家要。这样的做法,在杨武看来,自然就是威逼撤诉的证据。

不管是给杨武打电话还是跟杨武要钱,白血病儿子,都不自觉地成了杨喜利一方手中的一张牌。“儿子得了白血病,跟老子去强奸犯罪,有什么必然联系?”这样的问题讲给杨喜利的家属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想了想说:“那是他亲儿子啊,他不管谁管?”乡村实用主义的逻辑,只重结果,不看过程,当然也无多少法理可言。就如同当时有记者问杨武为什么不采取正当防卫时,他显然被这个新词儿给迷惑了,答非所问。

杨喜利当晚被抓住,这件不光彩的家事,看似已经结束了,为什么杨武还要选择公之于众呢?当地司法界人士分析说,一是因为杨喜利家人数次找上门来要人;二是反映了他对公权力的极度不信任,“如果不曝光,杨喜利很可能关几天就放出来了,证据不足,只要受害人不坚持,强奸案的官司通常很难打”。

杨喜利曾经的联防队员身份,也是引爆此次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广东省现有16万名联防队员,他们大多是退伍军人和当地无业青年,自身素质参差不齐,拿着低廉的薪水,干着巡警、交警、城管、工商等“五脏俱全”的活儿,疏于管理。今年6月份发生在广州增城的群体性事件,起因就是小商贩与联防队员之间的冲突。由此,联防队员在当地已经成为“地痞无赖和流氓恶霸”的代名词。最初的媒体报道,没有交代新闻的主角到底什么关系,使得他们迅速上升为一个底层弱者与公权力之间的对抗,这为后来的舆论暴力埋下了伏笔。

在当地的第三天晚上,当我在径贝社区一条小巷子里找到杨喜利姐姐租住的破旧屋子时,他姐姐和姐夫正在忙活着整理刚收回来的破烂。“一斤挣5分钱,如果我弟弟有钱有势,我还能干这个吗?”那天晚上,很多他们的老乡也过来聊天,在大伙眼里,杨武是个不怎么合群的怪人。当我们谈论起为什么不领结婚证就生孩子时,他们大都很惊讶地看着我,说:“领结婚证有什么用?”所谓夫妻间的法律效力和自我保护,在这里就是天方夜谭。

本来,我很想见到杨武,可是,经过这个晚上之后,我对采访杨武的渴望度大大降低了。后来,我也曾尝试着去附近的医院和宾馆打听,但心里总有一种矛盾想法,一来想见到他,诸多疑惑问个究竟;二来又担心见到他,担心自己也成为这轮媒体暴力中的一分子。我们通过两次电话,杨武始终没有答应见面,给出的理由是“现在不方便”。他声音非常低沉,通常半天不说话,用鼻音回应着我,然后突然匆匆挂断电话。

我渐渐明白,杨武和杨喜利,是两种不同路数的人,前者胆小寡言,但善于钻研;后者粗暴尚武,但并无心计。当他们两人遭遇,各自的游戏规则在对方身上不适用了。杨武借用了更接近城市人思维的媒体力量,只是媒体形成的舆论暴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杨喜利家则沿袭着“霸道”的乡村逻辑,也被强势的媒体思维一步步误读下来。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最早媒体刊登的照片,杨武的母亲跪在地上,双手食指指向天空,前面就是杨喜利的母亲,媒体的解释是杨喜利母亲前来骂街,杨武母亲被逼跪问“天理何在”。“可是,在我们老家,那是一个对天诅咒的手势,意思是咒我不得好死。”杨喜利母亲说着也忍不住苦笑起来,“明明是在骂我的,却反倒成了祈求我不要再骂她,记者不懂啊。”

事情发展到目前,杨武一家暂时“失踪”,据说连女儿上学都有警察接送,估计将来是很难回归这里的正常生活了;杨喜利因强奸罪被批准逮捕,他儿子的医疗费没了着落,姑姑变卖了他宿舍里的家当也不过1000多元,正发愁怎么筹钱。新闻的另一个主角、被折磨得几近崩溃的王娟,或许是受伤害最大的一个,只是针对她的信息却最少,只知道她也来自安徽阜阳,早年曾有过一个男人,也是未婚就育有一子。■

(文中杨武和王娟,仍沿袭媒体公开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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