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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危机的历史基因

2011-11-11 11:22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温州的钱就像水一样,应对民营化、市场化的“温州模式”,哪里有缝隙,就流向哪里。在源头开闸放水的时候,这些隐秘的地下暗流流速迅猛。而在总闸门关闭时,它们的循环最早被堵塞。此次危机被期待形成一种推动自上而下改革的倒逼机制,将这些地下管道引入地上网络,修复企业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多重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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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劳务市场(摄于1991年)

两次危机

探寻此次危机的历史基因,1986年发生在温州乐清的“抬会”风波可作为参照。那次危机的爆发更为猛烈:“抬会”是以高息为诱饵,层层向下吸引群众入会,形成一种复杂的金字塔式结构。从1985年8月到1986年初,这一疯狂的游戏在温州乐清蔓延,总发生额约10亿元,有的村子几乎涉及每家每户,直到层层累加下的金字塔上的支付危机再也无法解决,导致8万多户家庭破产。当时法律在这方面的监管完全属于空白,潜逃后被抓获的会主多以“投机倒把”罪处置,最终以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被判处死刑而结束。

长期关注本地金融研究的温州党校副教授诸葛隽认为,“抬会”是一种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的极端案例,与温州民间传统的“会”有很大区别。她解释说,“会”是一种基于温州特有的人缘和地缘关系,带有合作及互助性质的民间金融形式,自古以来,通过“会”来聚集“下海”资金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各种形式的“会”十分普及,不仅存在于生意人之间,就连她所在的温州党校,还保留着一张1987年的资金互助会会单:包括“会首”在内,“会脚”共17人,每月聚会一次,缴纳在一起的会金轮流提供给各个“会脚”使用。

诸葛隽告诉本刊记者,除了自家的兄弟姐妹,温州自古有认盟兄弟、盟姐妹的习俗,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同学、邻居、朋友,一帮有10人组成,一个人可以同时参加几帮,交错在一起的几帮人会出现在各种红白喜事上,出去发财也是几帮人一起。这一系列互助活动培育了基层的个体与群体间的信任,从而通过人缘、地缘关系形成了稳固的微观结构,民间信用也就有了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她说,打破这一信任机制的代价是巨大的,若是赖账,父母、兄弟在村里怎么生活?这种民间道德的约束,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比法律契约还要强有力。

观察乐清“抬会”的资金断裂发现,根本无法持续的高收益形成了以疯狂吸收会员为唯一途径的金字塔式结构:一个缴纳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第18个月就要发展2万个会员。诸葛隽认为,一个熟人社会里的独立的“会”本身不具备引发民间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蔓延到更大范围,资金规模、参与人数呈几何数增加,甚至会中有会,就不排除以盈利为目的的一批聚资食利者和金融诈骗者加入,一旦资金链条出现断裂,就会引发系统性的市场风险。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认为,温州民间以各种“会”的形式出现的金融,早期的合约执行是熟人圈子里的人格化交易,也就是以个人信誉为担保的。但后来资金的用途变了,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甚至生产型企业在规模扩大之后转向金融投资,另外,资金规模变大,借贷的链条也拉长了。他告诉本刊记者:“原本是大舅、姑姑投钱一起做一项生意,现在亲戚的亲戚,甚至很多不熟悉的人全部进来,这就意味着参与民间融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离熟人社会人格化交易产生的最初情况越来越远,人格化交易机制对民间借贷合约执行的保障也就越来越弱了。风险不断地放大,一旦出事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比较这两次危机的形成机制,1987年“抬会”危机受非理性逐利心态影响较大,而这一次更多地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不过,过度依赖人格化交易的内在基因是相似的。史晋川认为,解决途径在于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推动金融活动的合约机制向现代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转变。

开闸

开担保公司的方培林这几天都在忙着“救火”。在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企业即使抵押物充足,但还是无法从银行贷到资金,一些企业主纷纷上门求助。作为曾经温州第一家私人钱庄的老板,方培林一直被认为是民间金融市场上最有办法的人。这天傍晚的电话求助里,一个朋友要紧急筹措300万元,因为明天就是银行的到期还款日,还不上的话就要上“黑名单”,这意味着他以后很难再从银行借到钱。方柏林不慌不忙打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他上次去青岛讲课时结交的朋友,那人爽快地答应出这笔钱,可以出借3天,不需要任何抵押物,只要4分5的利息。只是有一个问题,青岛朋友的300万元在交通银行,还款行是浦发,而17点后的跨行业务就无法实现了。“这好办。”方培林对本刊记者说,“我再找个同时有交通银行和浦发银行卡的朋友,今天先把300万元先打到他的交行卡上,让他马上把自己浦发卡上的300万元打给借款人,中转一下就行了。”3天4分5的利看似高了点,但方培林算得清楚,这相当于2分5的市场利率——银行利率的4倍,再加上2分的风险利率——逾期不还的风险和异地吸储有可能引致的法律风险。“这在我们这行叫‘过桥’,4分5的利把我的利润空间已经压得很薄,这次解人燃眉之急就不收佣金了,这也是我们这行维护关系网的成本。”

方培林的办公室内挂着“民间金融探险者”招牌,他很喜欢这一称呼,无疑,除去一个形形色色的庞大朋友圈,善于捕捉政策缝隙的敏感和大胆,也让他成为1984年成立私人钱庄的第一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方培林所在的钱库镇,是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他有个朋友做塑料生意,每天忙到天昏地暗,回到家又要为把白天收进来的钱藏在哪个角落而犯愁。而镇上的水果商贩,每天早上去城里进货,手头经常缺一两万元的资金,可一去银行,迎面就是“国家金融重地,行人莫入”的警示,往往耽误上一整天也难拿到钱,当时村一级的“会”和充当中介人的“银背”已经无法满足这些日益扩大的资金需求。当时在国营医院当会计的方培林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大约缺口200万元,他确信办金融服务社肯定大有市场。没想到镇委书记黄德余比他更大胆:“也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这年的9月30日钱庄挂牌,按原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比人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不便。比如银行的服务时间是8小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钱庄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利率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到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为1%,3个月以上1.2%,一年1.5%;贷款利率在1.5%到1.86%浮动。这一“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也在同一时期,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此后的几年时间,温州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典当行和股份制转让咨询服务等,月利率常常高达3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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