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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家、渠家与傅山(2)

2011-11-07 11:14 作者:李晶晶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4期
傅山所书的《太原三先生传》与《治学篇》创作至今,历经300余年。其间由山西祁县的戴家与渠家递藏,之后再未易手。清晰的收藏线索背后,是理不断的情和意。

 

傅山(1606~1684)山西太原人。明末清初时期的书法家、医学家,出生于官宦书香之家。1644年初清军入关,太原失守后,傅山开始了常年流离的生活。战争前,傅山家境殷实,在老家忻州有土地,在太原一带也有多处地产。战后,傅家经济一落千丈,傅山被迫寻找其他的办法来维持生计,行医是傅山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他精于妇科,儿子傅眉为其助手。一些傅山现存的书法册页中还保存着他开给病人的药方。另一重要的收入则来自书画,特别是书法。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胡妍妍说:“在明末,傅山已经是山西著名文人,他在艺术上的声誉,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受损,反而日渐声名远播。在山西,士绅和商人依然是傅山书画艺术的主顾,许多人都希望收藏到他的作品。这和他不屈于清政府是有关系的。”

除此之外,傅山也不时地从一些与他政治背景相似的朋友那里获得经济上的帮助,其中戴廷栻与傅山的交往一直以来都传为美谈。戴廷栻出身明代官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明朝的进士,祖父官至布政使。戴家在祁县有田产,历经战乱仍保留下来。傅山曾称赞戴廷栻“有心计,为人在儒侠之间”。说戴廷栻有侠气,是因为他好交友,为人慷慨;有心计是因为他精明能干。从傅山多次请戴廷栻代办经济事务来看,戴廷栻可能经商并有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也让戴廷栻在战乱之后仍能购买战争中流散出来的私人书画收藏,并成为清初北方重要的收藏家。从傅山写给戴廷栻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戴廷栻对傅山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如购买食物,为傅山出游提供驴子和仆人等。他还在山西代理傅山的书画作品。为了回报戴廷栻,傅山常为他作书作画,并充当他的艺术收藏顾问。

傅山是早慧的艺术家,20多岁的时候已经精于文物鉴定,明亡以前,他就以此闻名于山西的收藏家之间。明清之际,山西的文化在全国范围来说不算发达,但明代山西的书画收藏却颇为可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初分藩时,朱元璋曾把许多藏于皇室的古书画作品分赐诸王,分藩太原的晋恭王朱~(1358~1398)得到大量皇室上赐的书画。到明末,许多官家藏品已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傅山从年轻时就对山西的书画收藏十分熟悉,在《题宋元名人绘迹》中就谈到他年轻时为人鉴定书画的事。

顺治十一年(1654),傅山因宋谦供出其曾接受南明的任命而入狱,称“甲午朱衣道人案”。这年秋,在狱中的傅山应挚友戴廷栻之请,于太原府狱中写下了《太原三先生传》。故落款为“甲午菊月朱衣道人山记于忧患中”。胡妍妍说:“甲午(1654)6月傅山受宋谦案牵连入狱。据载,9月戴廷栻请傅山作《太原三先生传》。研究者疑惑,6月入狱,9月怎么还能写呢?推测是戴的记载有误。后来,看到这件手卷,傅山亲笔书:‘甲午菊月朱衣道人山记于忧患中。’再查其他记载,印证此时正是第一轮审讯完毕,第二轮审讯之前。文物的补史、证史的作用就在于此。”

对于《太原三先生传》,戴廷栻在《晋逸诗序》中记有“甲午秋,予以素绢索书于公他先生”。而傅山《治学篇》的第一句为“枫仲要书,辄复与作”,即为戴廷栻又写了一幅。胡妍妍说:“两手卷所用绢的规格、幅宽、丝的旦数、色泽,以及题款所钤之印与写《太原三先生传》时用的完全一样,戴廷栻收藏的傅山作品非常之多,可戴廷栻恰好将此两卷装裱在一起,定有其含义。据此分析判定,《治学篇》与《太原三先生传》所书的时间相隔不久。”

顺治十七年(1660),戴廷栻在祁县城内兴建了一座三间四层规模宏大的建筑,起名“丹枫阁”。建成后成为“反清复明”的活动据点,一时名满天下,当时文人墨客称“南有冒襄之水绘园,北有戴廷栻之丹枫阁”。渠荣籙说:“丹枫阁自然是清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到康熙的时候,丹枫阁毁于大火。此后,戴家日渐衰败,在祁县靠开设镖局谋生,我们家的许多生意都交由戴家保镖。我的叔伯曾祖父渠本翘很敬仰戴廷栻的学问和品格,专门从戴家后人和民间收集了戴廷栻的不少著述以及戴廷栻的画像,还在民国初年出资为其出版了《半可集》,并亲自撰写了前言。”当时祁县以乔家和渠家最富,戴家的藏品逐渐被这两家购藏。流散到其他地方的也有一部分。傅山的《太原三先生传》和《治学篇》手卷大约是在清后期转藏到了渠家。

话再回到抗日之际。1945年春夏,日军神谷特务队进驻“长裕川”,因躲避美国飞机空袭轰炸,在“长裕川”北园挖防空洞,不料一下子挖出了三个大瓮和一口大鱼缸,打开盖在上面的石板一看,里面全部是白花花的大元宝,总计白银40万两,日本兵又是一阵惊喜,将白银统统装箱运回日本。这些元宝是渠源潮留下来的。

有一年“长裕川”开账后,渠源潮将红利40万两全部埋在总号院内,目的是为了防止日后赔累亏损,不幸被日本兵发现,强行运走。事后,“长裕川”派人到天津日军司令部交涉归还,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日军为掩盖事实,给了一纸所谓的“感谢状”,上写“捐献支援大东亚圣战”,半年多后,消息才辗转传到成都,渠仁甫仰天长叹,悲愤万分……渠荣籙回忆说:“解放后,我们1951年回到太原,当时老家那边还有字号,店员们把从日本人扫荡后清理出来的东西,包括衣物、家具、古籍书画,成箱成箱地运到太原交给我们,他们都相当好,非常讲义气。”

1954年渠仁甫将商号店员从日寇手里保留下来的古籍清点完善,将其中477部1.14万余册捐给祁县图书馆,1955年又将其中550部捐赠山西省文史馆。如明代著名的毛氏汲古阁刻本《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津逮秘书》、《李文公集》、《陆状元通鉴》、明正德九年司礼监刻本《少微通鉴节要》、明万历三十一年刻本《唐类函》以及康熙、乾隆年间清宫武英殿本《南巡盛典》、《钦定佩文韵府》、《五色批古文渊鉴》等都在其中。

渠荣籙年轻时,对家里的收藏并无兴趣,解放后,考上山西大学纺织专业。渠仁甫去世后,渠荣籙的父亲接管了家中的收藏。“家父性格谦和,不事张扬,从不对外界宣扬,外人也多不知家中收藏,就连我们也不清楚。直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把家中的所有书籍、字画当做‘四旧’查抄一空。那时家里的藏品只是鼎盛时期的一小部分,但在今天看来,也是数目惊人。连着数日,从家里拉走了十几卡车的东西。所幸家父1976年平反昭雪后,这些书籍、字画又归还回来,实乃所幸。”到此时,渠荣籙见到了这件傅山的《太原三先生传》和《治学篇》的手卷。

300多年的时间,朝代更迭,物是人非,这一件手卷却静静地走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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