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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多事之秋”:想象与现实(7)

2011-10-28 14:13 作者:王鸿谅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4期
从失窃到“十重门”,今年5月以来的故宫博物院,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盗宝的石柏魁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接下来,各种偶然和必然,持续着这场连锁反应。质疑之声呈压倒之势,疑云、黑幕、蒙尘,各种犀利的定性,当然有助于情绪的释放,可是除此之外呢?10米红墙围合的这片天地,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已经有87年的历史,但人们的认知和理解,究竟停留在哪里?想象与事实之间,究竟有多远的距离?与其在猜测中下结论,倒不如以此为起点,重启认识之门——故宫是什么?

修缮后的建福宫(摄于2006年)

10米红墙里的天地,对时年55岁的郑欣淼来说,也是全新的开始。“故宫是个老单位,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从解放以来,总共16年没有院长(1952到1954年,1984到1987年,1992到2002年),实在千头万绪,我很有压力。也有人说,不能拿历史问题当借口,但故宫确实是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单位,牵涉到方方面面,这个不是我能抹掉的。”他说。

上一任院长张忠培也有同样的感触,他是故宫院长职位空缺4年后的继任者,1987年6月20日正式就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吉林大学任教30年,一手开创建立吉大的考古学科,只想站在考古学术前沿搞学问,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任命,心中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决心有所作为。保卫处副处长王子宁对这位老院长印象深刻:“夏天穿着大裤衩坐在门边搓着脚跟警卫聊天,朴素得像个农民,但是只要一谈起学术,完全换了一个人,是位令人真心钦佩的学者。”张忠培用学者眼光对故宫做了一个初步评估:“四大优势只剩了一个半——学术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考古学术的发展,宫廷文物这一块没有地位,古建筑这一块好一点,优势领域就是保存的传世文物。”

这个院长该怎么当?故宫到底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张忠培还记得,“全院开会讨论,说得最多的是管理传世文物的部门,古建部的人也发发言,宫廷部没人说话。专家们也有各种意见,提出故宫应该办成艺术博物馆。我的想法是,应该区分故宫和博物院,故宫有两块牌子,既是国宝,又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故宫的特色应该突出两方面,一个是传世藏品,一个是明清故宫,历代王朝缩影”。讨论没有结果,但张忠培想清楚了,“少说多做,先从规章制度建设开始,让各部处权责分明”。他从1988年开始故宫的奖金改革,希望“在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的竞争机制”。

张忠培还做了另一件硬碰硬的事情,重新做产权登记,收回故宫不同时期被划拨或者被其他单位使用的房屋。“我来的时候,故宫的房子有14个单位占着”,其中就包括端门地区。端门外1917年就被划拨给了历史博物馆,张忠培回忆:“在公安部门的主持下,1988年我跟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坐下来谈,我们是北大考古系的同学,都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我们达成了协议,端门地区的产权归故宫,但历史博物馆可以使用,继续租赁经营用以补贴开支,一直使用到他们盖好新馆。如果万一那时候福利还不行,也可以继续使用,但最终还是要归还给故宫的。”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后来合并成立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新馆2011年才竣工。张忠培定下的协议,终于在郑欣淼的任期得以实现,郑欣淼说:“今年4月30日签的字,11月端门所有的经营户必须退出,到时候天安门管委会将协助我们收回,具体怎么把端门利用起来,我们还在考虑,可以保证的是,游客再也不会看到那些闹心的历代太监宫女展了。”

郑欣淼比张忠培幸运得多,他赶上了故宫百年大修的历史机遇。工程计划长达20年,每年投资1个亿。上任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与郑欣淼谈话,就特别指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郑欣淼正式上任后不到一个月,故宫大修启动。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故宫人”,他在千头万绪里开始了他的任期——维修方案怎样制定,招标工作如何进行,组织机构如何设定,任务如何计划分配,等等。除了古建修复本身的各种不确定性,还有社会上的各种争议之声。“背景也很复杂,当时不光故宫,颐和园、天坛都在修,一些国际组织在质疑中国的修复方法。其实,修的范围、进度都可以商量,争议关键是我们的方法和工艺对不对。”

郑欣淼选择的应对方式,与当年的张忠培很相似,埋头做事,不争辩。修复之后的武英殿和太和殿就是答卷。“武英殿我们经验还不够,更换琉璃瓦时新旧分开,所以新的那半看起来特别亮,批评我们的人也特别多,说故宫修得金碧辉煌像影视城,其实新的琉璃瓦都有火气,太亮,过两三年之后就好了。等到太和殿工程,我们就吸取了教训,8万多块琉璃瓦,全部拍照,每块瓦都编号记录,哪块需要换,哪块不需要,哪块只要上釉,哪块要连泥坯一起更换,一块块来处理。”关于故宫大修5年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在2007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肯定。“22个国家的40多名专家,3个国际组织到太和殿现场考察,那些外国专家都明白了,东方的建筑是不一样的,材料不同,工艺不同,维修的方式肯定不同。”众口难调,关于故宫大修的争议当然还在,但郑欣淼和故宫的修复团队已经有了底气,“中国式的修复方法已经得到了国际的认同”。

郑欣淼和张忠培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位老人常常在电话里探讨,求同存异。张忠培的任期只有“2年1个月13天”,他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1989年8月被停职,1991年卸任,各种构想,空成遗憾。但他在郑欣淼身上,看到了诸多构想的实现。他对郑欣淼的评价是:“这个院长没有选错人。”郑欣淼也觉得,他们对故宫的思考有许多共通之处。回顾9年任期,郑欣淼的自我总结很简单,一只手就能数完:“故宫的百年大修,第七次藏品清理,提出‘故宫学’研究,两岸故宫交流和故宫的国际交流。”总的方向,是让故宫以开放的姿态,与外界有更多的互动,公开化,透明化。“比如我们正在编辑出版的500卷《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这是第一次透彻地向公众交代故宫的家底,让全社会来监督。”郑欣淼也希望藏品大系能够澄清一种误解,就是北京故宫只有皇宫,好东西都去了台北“故宫”。“台北‘故宫’的65万件文物,38万件是档案,近20万件是图书,真正的书画文物只有10万件。好多人喜欢拿台北‘故宫’跟北京故宫比,其实两者差异很大,台北‘故宫’是公务员建制,跟我们的很不一样。”

其实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文物总管”梁金生形容的那样,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开放管理处处长檀文亭回忆,故宫的游客从“假日经济”、“黄金周”的概念提出之后,才开始增多,游客暴增则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2009年10月2日,是故宫历史上游客最多的一天,14.8万人。“那是什么概念,外面,从午门排到端门外,全是排队的人和旅行社的各色小旗子,里面,高个的只能看到人头,矮个的只能看到别人的衣服。游客散后,一地垃圾。”这种压力还在持续,2011年的国庆,虽然故宫已经做出了每日限流8万人的方案,并且提前通知公众,但从国庆当天开始,游客压力就在持续增加,同样在10月2日、3日呈现井喷态势。就算没有之前一系列的是非和争议,这种旅游压力,也必然让故宫要越来越多地全方位接受公众检视,这是发展的必然,也是公众对博物馆文化需求的进步。

主管经营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曾经是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博物馆司司长,他一直在思考博物馆文化,他觉得:“欧美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日常文化消费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的博物馆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以文保单位为依托的博物馆占了1/3,到底应该以什么眼光和理念,来传播这种以藏品为主的博物馆文化?如果大家说起故宫,都是经济换算,动辄是里面的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其实应该由故宫来反思,你给公众提供了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问题。”72万平方米的故宫,开放区域已经将近1/2,蜂拥而至的游客们兴趣点究竟在哪里?除了拍着故宫的门钉,激动万分地说终于看到了皇上住的地方,还有什么?那些已经被磨得锃亮的门钉,都是附庸传说和走马观花的印记。

10月2日,国庆游客最多的那一天,本刊记者再次到访故宫,上午9点半,整个中轴线上,已经水泄不通。而故宫陈列部精心布展的三个主题展览,武英殿的书画展、文华殿的瓷器展,以及午门城楼的兰亭展,却游人稀疏。这三个展室都免费开放,有凝练的主题,展示着诸多传世文物,还配备了现代化的展览解说和演示系统,就算对这些主题从不了解,也可以通过现场电子设备的辅助,开始一段中国传统文化之旅。可惜,这些稀疏的游人里,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的人更加少,许多人只是匆匆绕场一圈,无视禁止拍照的警示,拿着相机或者手机,趁着工作人员不备,偷偷按下快门,闪光灯此起彼伏,闪过那些传承百年千年的传世文物。午门兰亭展里的工作人员们,一上午都在重复同样的话——“请不要拍照!”从最初的客气克制,慢慢变得不耐烦和生硬,但他们的努力,旋即就被更多的闪光灯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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