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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多事之秋”:想象与现实(4)

2011-10-28 14:13 作者:王鸿谅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4期
从失窃到“十重门”,今年5月以来的故宫博物院,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盗宝的石柏魁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接下来,各种偶然和必然,持续着这场连锁反应。质疑之声呈压倒之势,疑云、黑幕、蒙尘,各种犀利的定性,当然有助于情绪的释放,可是除此之外呢?10米红墙围合的这片天地,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已经有87年的历史,但人们的认知和理解,究竟停留在哪里?想象与事实之间,究竟有多远的距离?与其在猜测中下结论,倒不如以此为起点,重启认识之门——故宫是什么?

除了中控室的问题,斋宫安保系统里的一个致命伤也暴露出来,西耳房这样重要的机房,居然没有入侵报警装置。失窃之后,故宫请来的专家们一致指出了这个问题,也拿出了解决方案。10月1日,本刊记者实地踏访过工程中的斋宫和诚肃殿,石柏魁留在宫墙上的脚印依旧清晰可辨,补救工程基本完工,容易成为视觉盲点的直角夹道死角,也增设了新的防范措施,更便于封门检查。领路的是中控室的队长傅中胜,说起失窃案,也是长吁短叹,当晚不是他值班。当晚值班的三个人,两名正式员工留院查看一年,一名派遣制员工被直接开除。被开除的那个,是傅中胜亲自从面试的人里挑的:“老实孩子,19岁进来,5年一直不错,本来明年就能排上转正了。”

接踵的麻烦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

失窃的消息,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5月9日上午就知道了,他正在浙江大学出差,马上订了机票赶回来,这是他任期内遭遇的第一桩失窃案。上一位在任期内遭遇故宫失窃的院长是张忠培先生,他很清楚地记得,自己“1987年6月20日到任,7天左右就遭遇第一次失窃,接着是一场雷雨引发的大火,然后再接一次失窃”。接连意外让张忠培意识到,在故宫“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距离1991年的4枚古印窃案,20年来,故宫再无失窃。

“失窃是硬伤。”郑欣淼很明白,“暴露了我们的问题,故宫20年没有丢过东西了,确实是容易麻痹大意。”他能做的就是亡羊补牢,查清原因做出补救。一层层查下去,等到石柏魁归案,故宫方面也拿出了自己的惩戒措施,中控室、岗亭警卫和值班的副处长王子宁一干人等分别领了处分,王子宁记大过,扣半年津贴。

对于北京警方58小时的破案,故宫方面自然心存感激,想送一幅锦旗答谢,保卫处处长韩培福具体负责。锦旗怎么写?韩培福真没少费心思,还特意找几名同事集思广益。“这是要表达故宫的谢意,不能随随便便写。”一名同事联系了远在外地的岳父,一位当地知名的老书法家,老人家很认真地想了三副对子,依次短信发过来,被挑中的就是“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从选定到交代订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撼”字有问题。5月13日下午,韩培福陪同分管副院长纪天斌赶去北京市公安局,“到那儿才知道,好多媒体都在等着呢”,“在小会议室搞了一个锦旗交接仪式,好多摄像机都在拍”。

等到热烈的场面散去,在场的一名记者最先打电话到故宫办公室,“说‘撼’字用错了”。韩培福也蒙了,当时手头没有字典,就赶紧打电话给老战友们求助。他的一位老领导也是书法爱好者。“他问我是不是已经写好了,我说是,他就说,如果是已经写好了的书法作品,那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也有价值,典故里也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韩培福就把话转给了办公室,办公室据此答复媒体表示“没有错”。于是,从13日下午到16日故宫发布正式致歉声明,“错字门”酝酿成了沸沸扬扬的公众事件。

“怎么会没有错?”郑欣淼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赶紧让他们去把锦旗换回来,另一个就是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14日中午老纪(纪天斌)就告诉我,已经换回来了,周末我在故宫陪同几位领导人参观,他们也说,老郑你这个字不对嘛,我说是不对,已经换回来了。一些朋友也给我打电话,问错字是不是真的,话说得很直,‘这个锦旗,你们还真是一个敢送,一个敢收’。我不生气,错了就是错了,不可能坚持说没错。”

故宫内部对错字的坦诚态度,和在大众传播界面上的表达并没能达成一致,这也是郑欣淼反思的地方。“我们院里当时确实是不对的,从一开始,就没有跟公众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当时考虑的就是先了解清楚细节,可是办公室有同志已经对部分媒体说了没有错,最后调查结果出来,我们实事求是地公布了细节,结果给公众的感觉,反而变成了把责任推脱给底下的人。”郑欣淼开玩笑说,锦旗的故事只能写到回忆录里。“那位老书法家非常自责,觉得自己给故宫抹黑了,很诚恳地发短信来道歉。了解得越清楚,反而越觉得不能说得那么细了,说得太细,是不是大家又以为,故宫更加在推卸责任了?”郑欣淼说。

错字的阴影还没有过去,“会所门”又冒了出来。央视的一名主持人最早发布了这则信息,时间凑巧是石柏魁被捕当天,但这条信息被聚焦放大,则是送锦旗之后。建福宫位于故宫西北角,1923年毁于一场离奇火灾,1999年通过国务院批准,由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在火场废墟上复建,是故宫迄今为止唯一被国务院批准的复建工程。2005年建福宫复建竣工后,故宫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将用做接待各国高级贵宾、举办文博学术交流活动、记者招待会等用途,不对公众开放。

看到网上爆出来的建福宫会所入会申请表,郑欣淼也是一头雾水,他也意识到,这影响的不仅是故宫的外界形象,还有内部的信任,“必须赶紧查,把事情说清楚”。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下设专门的建福宫花园管理科,承担日常维护服务的则是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最后查下来,问题在这家文化公司。这个公司承接下日常维护后,有了更多的想法,还接洽了香港的一些投资商,形成了建全球顶级富豪会所的构思,选择性地发出入会申请表就是他们的市场试水。会所还没有付诸实施,投资方内部就先起了纷争,网络上后来的关键爆料者,也属于与香港资方有利益纷争的局中人。文化公司的行为,已经完全违反了与故宫签订的协议。“协议写得很清楚,承接日常服务的公司不能擅自改变建福宫的用途,有重大方向性的调整是必须跟院里报告的。那个公司也承认了,愿意接受一切处罚。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也非常生气,真是所托非人。”

问题在于,这个既隐秘又公开的事情,故宫的领导层,从院级领导到直接监管的建福宫管理科,居然全部失察,仅用“所托非人”如何服众?郑欣淼也只能坦诚面对:“假如真是院里做的,要有人承办、要走程序、走公文的啊,院里谁做过这个决定?谁开过会?没有,从来没有。要真的做了,院里这么多领导,七八个院长,我能捂住?开全院大会,我也在会上说,如果大家对建福宫的事情还有意见,可以继续质疑,还可以向上反映。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不怕反映的,是坦荡的,但我们的确监管失察,这个是不能推卸的责任。”

可是,由“会所门”引发的故宫商业化的讨论,实在让郑欣淼觉得有些委屈,因为他到故宫这些年努力的方向,恰恰是“极力防止商业化”。“2002年我来故宫的时候,到处都是广告,路边的座椅、遮阳伞,上面赞助商的字多大,各大殿门牌底下都是美国运通公司的广告,一直到2004、2005年,广告都无处不在。”郑欣淼说,“看着真是扎眼啊,你再看现在的故宫,现在的环境,还有这些吗?我就坚持,故宫就是要给人一个和谐的氛围。”在去商业化方面,郑欣淼没少做得罪人的事,除了中止合同取消扎眼的广告,还有坚决取消神武门外的停车场,以及要求国宾车进午门之后必须停下。这是他心中“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如果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怎么可能指望其他人会尊重?”

对于外界揣度的故宫的生意经,郑欣淼也有些纳闷:“故宫是个全财政单位,收入和支出,每一分钱都是财政部给我核的,故宫没有擅自的钱。故宫每天的门票收入,都打入指定的财政部账户;经营都是如实上报的,所有的经营、服务收入,财政部都纳入经费预算。就在6月份,舆论沸沸扬扬的时候,审计署就在故宫,查我们的政府采购,文化部的系统里故宫是最大的单位,审计量够大,审计署也喜欢来查,连续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问题,故宫的账目都是清楚的。”

从失窃到错字再到建福宫,故宫完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连我订的《上海社科报》,那时候都在写‘故宫拙劣的三级跳’。”郑欣淼说,“错字的时候,故宫已经被误解了;到了建福宫花园,还真是底下私自搞的,结果说出来大家更不信了,觉得又是把责任往下推。我真的不怪舆论,假如我不是故宫的人,我看到这些,也会觉得,故宫肯定是不对的。”除了内容表达,还有姿态,郑欣淼说:“故宫不善于跟媒体打交道,过去都是媒体找我们,我们从来不去找媒体,有事情都是我们单方面宣布,媒体还要走后门来求我们,长期下来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给别人的回应,包括我们对外界说一些话,话太硬,作家韩少功就曾经批评故宫的表达像‘皇帝诏曰’,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缺乏情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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