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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万里图

2011-10-26 15:44 作者:李晶晶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3期
40年前,袁运甫、黄永玉、祝大年、吴冠中4位画家和设计师奚小彭为了北京饭店的壁画创作任务,走到了一起。然而那个特殊年代,让创作最终戛然而止。40年后,吴冠中为当时任务创作的画稿《长江万里图》出现于市场。这已不是一幅简单的名家画作,它是5位老先生友谊的见证。

不久前,在“经典北京”的活动现场,北京艺融国际拍卖公司展出了一幅巨制画作:吴冠中先生创作于1973~1974年的油画《长江万里图》。巧合的是,另一家画廊也展出了一幅《长江万里图》长卷,它是由袁运甫先生在1972年创作的线描稿基础上,今年重新上彩完成的作品。虽然一件为油彩,一件为水墨,仔细对比,两幅画作之间能发现些许相同的景象。很有意思,相同的题材,一致的大篇幅大格局,几乎同一创作时间。两幅作品和画家之间会有怎样的关联?

吴冠中《长江万里图》,1973~1974年创作,纸本油画(局部)

吴冠中《长江万里图》(局部),1973~1974年创作,纸本油画 

70年代的回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百万干部下放农村、工厂。1970年,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老师的袁运甫,下放到石家庄附近的李村某部队干校劳动。在一起的还有祝大年、吴冠中等人。到那儿去的目的是参加劳动接受改造,所以一开始严格禁止画画。刚到干校,团长给大家训话时就说:“中国不是你们画出来的,是我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你们要好好改造思想,好好种地。”

但1972年的一天,部队领导忽然把袁运甫叫去,说上面来函要把他调回去,为正在筹建中的北京饭店新东楼设计一大型壁画。当时周总理特别指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70年代初随着我国外交事业的展开,国内各大涉外宾馆相继建成和投入使用。1972年周恩来指示集中一些画家让他们创作用于宾馆装饰的作品,这些画也被称为“宾馆画”。

袁运甫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报到,与建筑组一起工作,与他同事的有建筑师陈德兰、刘永梁,还有老朋友——负责室内设计的奚小彭。袁运甫与李可染这些老先生的任务还不一样,他需要和建筑组一起,完成北京饭店大堂的壁画。至今袁先生还印象深刻,他说,壁画很大,3米高,60米长,围着大堂上沿儿三面,呈U字形。

1972年底,袁运甫的壁画设计稿完成,一张是《长江万里图》,另一张主题是《长城》。大家一致认为前者更好,就将袁运甫画的一张小画稿贴在北京饭店大堂的建筑模型里做成效果图,与另一张大画稿一起送审。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万里陪着周恩来总理、郭沫若看过这个模型和画稿并最终审定。

60米长的画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需要几个画家同时创作。“我提名了吴冠中、祝大年,大家曾一起在农村劳动,当时说‘粪筐画派’就是指我们。吴先生、祝先生都是画画不要命的人,我们在一起谈得来。祝先生画得细,对画壁画的细节有帮助。黄先生画一手好白描,在户外四尺整开铺开就画,功力强大。”袁先生对我回忆着往事。黄永玉当时在中央美院工作,他已经在北京饭店创作组了。对于这些息笔多年的画家来说,能够再次画画,在当时,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转机。

袁先生对我说:“画的面积太大,容易空。需要细节的刻画,我们决定再去写生,把素材做扎实点。”当时北京饭店的工作由北京市委负责,万里特意把袁运甫找去,让他做领队,为此特批3000元为写生经费。于是4位艺术家一起沿长江写生,为放大绘制《长江万里图》做准备。“当时万里还问我,3000块钱够不够用,我说肯定太多了。其实也怕丢,就先领了800元,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巨款呀。”

1973年10月,几位艺术家开始赴长江沿线写生,在100多天的写生中,几乎走遍了长江沿线的所有重要地方,画了大量写生稿。其间还专门去了袁运甫的老家南通,小住了几天。“黄永玉还为我母亲画了张肖像,一直挂在老家正堂上。黄先生一路说笑话,吴先生一路不换衣服,祝先生一路寡言但偶尔语惊四座,每个人都个性鲜明。”袁运甫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白天我们各自写生,晚上回到旅店就开始互相评点画作,然后吹牛皮。”

一路上,还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情。祝大年与吴冠中年纪最长,黄永玉居中,袁运甫最年轻。那时住旅店都是四人一间,祝大年用假牙,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拿茶缸泡假牙。吴冠中半夜有起来喝水的习惯。一日,不知是杯子放错了位置,还是吴先生睡得迷糊没细看,拿了祝大年泡假牙的杯子,咕咚咕咚几大口,结果喝到了假牙,睡梦全无。于是两人谁都不高兴了,互相说以后再不想和对方住一房间了。可后来,两人关系最要好。

因为有“北京市革委会”的介绍信,一路通行方便,有地方接待、住高级宾馆也不用花钱。到最后回北京800元也没花完。四人写生行至重庆时,袁运甫的爱人钱月华写信说,北京在“批黑画”,北京饭店的画出问题了,让大家别乱说话,小心点。当时还不知道有黄永玉“黑画”的事,没多久就接到指令,让马上回京。

到北京后,才知道“批黑画”运动已经很严重了,为首的便是黄永玉在离京前为朋友所画的一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其实,袁运甫等人根本没来得及回家,一下火车,就被集中到了北京饭店。“当晚就开始审查我们的写生素材,审查人员共有13人,为首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美术组组长王曼恬。除去黄永玉因为已被列为‘黑画’典型,没有在场,他的写生都由袁运甫上交外,剩下3个人都在外面等待最终的审查结果。但最后也没挑出什么毛病。”袁运甫回忆说。

袁运甫说他那时没受太大影响,于是白天学习,晚上回家画画。袁加是袁运甫的小儿子,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家里也没有大桌子,父亲就把床掀起来,在床边裱了很长的纸,一段一段地画,以充实《长江万里图》。“我父亲还和吴先生说过,有空的时候你也画个色彩稿,咱们可以集思广益。那个年代的人搞创作都特别认真,线描稿、色彩稿、带透视图的都画过几十幅,为的是看看哪种效果与饭店更协调。吴冠中画了两张色彩稿。”袁加对我说。

北京饭店的壁画创作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属于暂停了。王曼恬等人提出要换成“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题材,为此又专门组织了两个小组分别到大寨和大庆考察。赴大寨考察组的带头人在参观阳泉煤矿时从传送带旁滑落下来,送到北京后,很快不治而亡。这时,大庆组还没有出发。出了这样的事情,“四人帮”很快就宣布北京饭店新东楼的壁画不要再搞了,这场闹剧就此结束。碍于形势,壁画创作也彻底停止了。袁加说:“当时不知吴先生是什么想法,他一直没有拿出自己的画稿,我父亲都没有见过。直到前几年吴先生说找到了这幅画,拿给我父亲看,这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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