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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遣连》:一场为了忘却的纪念

2011-10-26 15:17 作者:石鸣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2期
“这是我从影22年来拍的最艰难的一部电影。”导演胡雪杨多次对身边的人说,“不仅是物质条件上的艰苦,更是精神和情怀上的历练。拍的时候我不断自问,到底是什么能够让这些普通的战士做出这貌不惊人实则摧肝裂胆的壮举?我谨以此片向这个英雄的连队敬献他们早该领受的敬意。”

影片全长1小时30分钟,前1小时20分钟一直在以顺叙先遣连艰难的行军,间或插入18军进军、西藏和谈的黑白历史影像,佐证彩色画面中冰雪和风沙的时间顺序。在关键历史转折点处,则变成了满屏移动的字幕和画外音。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观众只知道这是一支秘密进军、目标阿里的解放军小分队,人在一个一个倒下,尽管死亡的方式非常惨烈,比如暴然吐血,或者活活冻硬,或者肿得发亮的身躯流着黄水,镜头却总是悄没声息地一掠而过。“灾难在这里就是一种日常,并没有什么戏剧性。”导演胡雪杨说,他对那些有可能挨不过这些漫长无味的画面的观众表示遗憾,“他们就此将错过最后的10分钟”。

在这10分钟里,影片完成了整体结构上的大倒装。镜头通过当时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的视角,交代了先遣连的出兵意图,而正是通过结尾处对这个目的的揭示,前面80分钟的剧情才终于在回顾中变成了悬念。另外,影片中最动人的地方无疑是最后几分钟——30年后,阿亭芳的女儿找到李狄三的儿子,正是后者的父亲将最后一支性命攸关的盘尼西林让给了前者的父亲,才使其幸存。拍摄到这里,一改之前故事片和纪录片杂糅的风格,变成了一对一的新闻采访式影像。一问一答中,提问者的身份几乎被忽略了,焦点是李狄三的亲生儿子李念。李狄三离家去四处征战时他不到4岁,如今年近80岁的老人已经口齿不清,为此影片为他进行了重新配音。

这段采访是这部影片在拍摄过程中的意外收获,胡雪杨甚至称之为影片最至关重要的一个“核”。起初,编剧并没有看到这份素材的价值,而将其判断为一次“失败的采访”,原因是老人没有提供任何史实性信息,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实生活中的李念对自己的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印象。然而,“这恰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胡雪杨告诉本刊记者,“什么都不记得才是对的,60年过去了,忘却本身就是常态”。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人试图写先遣连的事迹,写了40年,就是写不出来。”胡雪杨说,“原因很简单。有些能写,有些不能写。能写出来的那些东西,经常是老生常谈,英雄事迹,艰苦卓绝,好人好事。没有一个基本趣味,光表现这些东西,是非常难的。”

人们在琐碎和庸常中如何应付忘却带来的空白,正是胡雪杨试图通过李念无意中的几句话牵出来的一段往事来着力刻画的主题。如今,有关先遣连的历史,叙述最为系统的是一本2008年出版的《进藏英雄先遣连》,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文联策划编写,书的前几页附上了若干张历史照片,其中有一张李狄三的肖像。这张肖像后来挂在了南疆军区的军史展览墙上,也成为编剧采访李念时,向其索要李狄三原版照片的源头。而事实是,李狄三生前并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书里印刷的那张肖像,源于30多年前。“1978年前后,几个《解放军日报》社的记者因为要采写李狄三的英雄事迹,同样也来采访李念,临走时也问李念要李狄三的照片。李念说,他父亲没有留下任何照片,然而由于报纸排版需要,当时的记者就给年纪还轻的儿子画了个像,稍做处理后,权当父亲本人。”胡雪杨告诉本刊记者。他当即决定要在影片末尾强化这个故事,“电影里的点不用多,一句话,一个行为就够了。但是这个点,就是英雄感动的地方,悲壮的地方,让人深思的地方”。

电影《先遣连》剧照

电影《先遣连》剧照

                                      电影《先遣连》剧照                                                

  

胡雪杨说,抓住了李念提供的这个“核”之后,迅速完成了导演工作本。拍完所有外景之后,他拉了一支队伍,特地又一次去拜访李念。“跟他对戏的那个西藏姑娘是演员,但是李念,我们一定要拍他本人。”胡雪杨说,“这个戏虚构与纪实相间,有的地方我们特别注重真实,我们一定要到藏北高原上去拍。目前为止,全中国还没有一个剧组,能够在4500米的海拔上待3个月拍戏。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藏族百姓,来体现这个特定环境。有些地方,我们则将现实改编和再创造。比如先遣连队里阿亭芳与格桑梅朵的爱情,先遣连的战士们当时很困苦,是没有恋爱的,但是入藏的其他部队,比如18军,青海和云南方向进来的团,他们在西藏长期驻扎后,是和西藏人民产生了爱情的果实的。我们想在典型环境下给一个典型形象。另一方面,比如李狄三的牺牲,我们特意改成他在大部队来临前逝去,其实史实上,他是看到后续部队到他面前会师后,才合上眼睛。但是,真要这样写,又会显得很傻,我们改成,他‘闻到河北老家的烟味儿了’。这是用艺术的真实去超越生活的真实。”

这部影片的另一个切入点回到了“牺牲”,这源于胡雪杨对人性的思考。“这个戏的立意是什么?就是人的生存境遇,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和人类的一分子在世界第三极极点生存的艰难境遇,以及生命长存、心灵永在的宏大命题。”胡雪杨说,“当时新疆已经顺利解放了,他们为什么还要主动去环境险恶的藏北无人区?他们最后没有在枪林弹雨中牺牲,而是牺牲在这么一个艰难困苦的藏北高原的驻守上。为什么要驻守?这是我们的领土,我们不来,别人就要来。”

“对这个戏的道具我其实就只有一个要求:马,军马!”胡雪杨坦言道,“现在的马还是太瘦,我特别希望看到膘肥马壮,最后是人瘦马也瘦,这个过程马就在演戏了。你想想看,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新疆起义过来的部队,是非常擅长骑马的,骑兵对马的感情也是非常自然而然的。还有就是马刀,要用很漂亮的马刀,李狄三用马刀的刻痕来纪念牺牲的战士,也是非常出彩的一个细节。还有一个重要道具就是地图,现在剧本里出现的是两个地图,一个是中国西部的地图,另一个就是陈毅司令员的这张地图,应该是一个大地图,一个小地图。陈毅司令员的这张地图是空白的,就几个英文字母,而最后这张地图密密麻麻全部写满了,写得很工整很细致,这样前后对比能够出张力,能够出戏。”

剧中先遣连的军服严格遵守当年的式样和颜色定制,然而,拍下来才发现,那种黄色经过高原阳光的反射,变得发白,在大屏幕上放映时视觉上很难与周遭环境协调。“美术部门调来调去,调得相当辛苦。”胡雪杨笑称,然而他坚持“藏族同胞的色块”感。“服装的色块,肤色的色块。从帽子到衣服、到身上的串挂,都要注重细节。我们通过什么反差让黄军装的颜色不怯?就是肤色的色块调整,藏民的色块着重体现出一种时代感,一种雕塑感。而战士们从新疆于阗越过昆仑雪山,进入西藏,历经数月融入藏区,他们脸上的色块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战士与藏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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