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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凶者王宝洺:一场漫长而绝望的诉讼

2011-10-14 14:31 作者:丘濂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2期
医疗纠纷一旦发生,关键要有一条畅通的化解路径。法律诉讼优于协商解决与调解的地方就在于,一旦进入法庭,医患双方就是平等的法律主体,不再有专业知识和医疗信息的不对等。王宝洺选择了诉讼方式来解决他与徐文的矛盾,却终究将刀举向了徐文。导致悲剧的不仅是王宝洺偏执的人格,还有医疗纠纷案件中让人绝望的办案效率。

选择诉讼

2007年9月12日,王宝洺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进行全喉切除手术后基本康复出院,回到家里,他把有关书法的书籍卖掉了大半,也停止了原来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后雷打不动的练字习惯。朋友打电话来,他不能说话,便叫爱人龚美华告诉他们,自己“有事、不在家”。他把自己整日关在地坛附近那栋老式居民楼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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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洺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朋友称其为“京城草隶第一人”。图为王宝洺家的书房。

这套建造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两居室,居住起来并不舒适。“王宝洺喜欢散步。也许是靠近地坛公园的缘故,他原来在北京曾有过几处住房,都舍不得搬离那里。”他的一位朋友万永庆对本刊记者说。万永庆还记得,王宝洺最意气风发,是90年代末他刚刚在奥体中心开办英东书法培训中心不久。“有一天,我们一起喝了点小酒,王宝洺的状态很兴奋。在书法教室的大桌子上,他饱蘸浓墨用行书写下了‘精气神’3个大字,一连写了七八张。他挑了最满意的一张给了我,还题上了一排小字:‘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会用三宝天地通。’”万永庆说,当他不顾王宝洺反对到他家中,看到的是出院后另一种面貌的王宝洺。“他的脖子上做了气管造口,喘气不再经过口鼻,时而会看到他从那个口向外咳痰。他的左胸取下了一块皮肤,补到了脖子上,因为颈部皮肤下也长满了肿瘤,需要全部切掉。这让他行动的时候,身体会向左倾斜。”万永庆说,“他见到我,脸上完全没有一丝笑容。”

在王宝洺的家中,本刊记者看到他手术后的照片。那是一组他和龚美华拍的中式婚纱照。“就是想逗他开心才去照的,你看他脸有些胖,那是浮肿还没有消退。他特地选了立领的唐装,为了能遮住他脖子上的洞和伤疤。”龚美华告诉本刊记者。

此时的王宝洺有两件极力认真去做的事情。一件是学习食道发声。龚美华告诉本刊记者,王宝洺报名参加了肿瘤医院的食道发声培训班。“他几乎是班里学习效果最好的,培训完与人交流沟通没什么问题。他待在家里反复练习,最初是学着‘打嗝’,然后又去读阿拉伯数字,还有诗歌。”另一件事情就是去解决他对于第一次在同仁医院做的手术究竟有没有“失败”的疑惑。在他看来,正是在喉癌初期时徐文做的“伪手术”没有将肿瘤切干净,才发展至喉癌晚期他不得不在肿瘤医院进行了全喉切除。

龚美华说,王宝洺最早对徐文的手术产生怀疑是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拿到核磁共振影像学报告时。2006年10月23日,王宝洺从同仁医院完成“全麻支撑喉镜下CO2激光右声带扩大切除术”后出院。同仁医院的法律顾问金小兵向本刊记者介绍,由于他出院的时候,手术中送病理科检验的标本结果还未出来,所以医院方面的嘱咐是一周后要进行门诊复查,根据病理回报结果来确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结果是阳性,就要考虑进一步放疗或者喉部分切除手术。“而当10月25日病理反馈出来时,医院特地打电话通知他来复查,他没来。”金小兵说。龚美华的解释是,虽然没有复查,但他们是严格根据同仁的要求,去一家有放疗设备的医院,也就是肿瘤医院继续治疗。放疗前,肿瘤医院的医生需要核磁检查来判断病情,于是在2006年11月1日的核磁诊断报告单上,就有这样的表述:“右侧声带较对侧略增厚。”王宝洺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徐文没有真正做右声带切除术。之后,由于肿瘤医院放疗科大夫外出,王宝洺在海军总医院放疗,从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一共接受了7000拉德的放射剂量。2007年7月21日,王宝洺因呼吸困难再次到同仁医院就诊,检查后发现是喉癌复发堵塞喉声门区,医院于第二天施行了“气管切开术”。按照龚美华的说法,实际此时他们已经对同仁医院失去了信任感,之所以还在那里就诊,是因为当时王宝洺情况紧急,“从家出发到同仁医院,有公交车就能直达”。在情况稍微好转后,王宝洺便办理了出院手续,经过打听,找到了肿瘤医院擅长治疗喉癌中晚期的吴雪溪主任医师继续治疗,并最终听从他的建议,做了“全喉切除、双颈淋巴结清扫、胸大肌皮瓣修复术”。

在王宝洺家人和朋友的记忆中,在最初“解决疑虑、讨个说法”的阶段,只和同仁医院有过一次不愉快的接触。“那次是我陪着王宝洺夫妇去的,我还拉上了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朋友。去之前我们就商量好,这次去只是让他们把手术过程中存不存在问题讲清楚,不要谈赔偿。”万永庆说,“结果我们到早了,同仁那边主要负责谈话的人还没来,一个小姑娘先接待我们。王宝洺向她抱怨,都是因为自己事先包好的1万元红包没有送到,徐文的手术才没做好。小姑娘就接过话说,实际也不是,徐文当时把喉镜一撑开就后悔了。我们就要追着往下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手术前检查不充分?是不是在病情比预想要糟糕的时候,徐文还坚持原有方案导致了手术失败?但这时主要谈话人就过来把话题岔开了。我们的想法是让他们把手术之前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做了什么给写出来,这样就可以对照诊疗规范,判断出他们的不足之处。这位谈话人不愿意写,他只是模棱两可地说‘该做的肯定都做了。’”那次谈话后,双方还约定了第二次会面,“但是临时取消了,我估计是上次谈话,让他们感到我们不是那样好打发的”。万永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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